中华政权史纲要
张存和
1965至1976回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夺权，
与元老群体轮番博弈传位
第一时期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5年1月至1966年9月）
第一阶段 1965年1月至12月
陈云、邓子恢、王稼祥作检讨，毛泽东托词推延召开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向刘邓发难，给林彪交底。林彪强化军队学毛著，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一唱一和蛊惑全国人民个人崇拜。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发表《评海瑞罢官》文章，北京拒绝转载，京、沪两股力量相持。林彪进一步强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同时提出除去罗瑞卿的要求。毛舍弃罗瑞卿，启用杨成武、谢富治，部署38军卫戍京畿，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1962年2月中南海西楼会议后，中央形成刘少奇主持一线，邓小平党务、周恩来经济、贺龙军委格局，实行一系列调整措施和政策改革，农村退回到类似初级社的体制，经过三年多时间，经济得到全面平稳发展。1965年粮食总产量略低于1957年，人均产量更低一些，但比起1959----1961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人开始能够吃饱饭了。经济建设也是可圈可点。毛泽东发起的防修反修、四清、五反运动主要还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局部有乱，政府的工作秩序以及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生产秩序都还没有被打乱，相反，人们思想单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视物欲为邪恶，以奉献为崇高，人人学习雷锋好榜样。官员难免官僚主义，但在四清、五反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在一浪接一浪的宣传教育氛围中，吏治基本廉明，绝无腐败之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如磐石。另一方面，党内高层分歧日益深刻，毛泽东把持着宣传话语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传与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理论宣传相互紧密结合，日益升温，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越来越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反修防修斗争中，为“党变修、国变色”担忧。虽然谁也说不清楚身边的修正主义、阶级敌人在哪里，但报刊文件反复强调一定存在，弄得人人自危而又危人，个个争当革命者。真正感到压力的是被毛泽东点名的中央高层人物。李维汉被撤掉统战部长等职务，定为“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被迫检讨认罪。陈云给毛泽东送交检讨，承认自己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太慢，对制定计划有消极影响。检讨自己以“重新分田”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错误性质严重，后果不堪设想。王稼祥、邓子恢等人也都受到严厉批判，做了检讨，毛泽东不再深究，这些人背后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才是罪魁祸首，但他们在政治局里是多数。刘少奇、邓小平在1962年、1965年两次提出要召开《九大》，显然是想确立刘邓一线的合法地位，被毛泽东托词推延。毛急须寻求突破口，挽回颓势。
2月，江青发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有分田情节，可以和单干风挂上钩。毛泽东要江青组织写批判文章，江青找北京市委李希凡商议，被拒绝。毛泽东瞒过中央政治局所有的人，派江青去上海，寻求柯庆施支持。柯庆施派张春桥协助，张春桥又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在上海起草，张春桥传递到北京，江青修改后送毛泽东。毛审阅修改了三遍，始终对北京市和中宣部严格保密。为做好战前严密部署，预防出现刘少奇和彭德怀文武合璧对抗局面，毛泽东约彭德怀见面，和颜悦色，哄骗彭德怀同意，前往西南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黄克诚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发往山西，张闻天也被外放。
战争时期罗瑞卿曾是林彪部下，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打倒，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林又成为罗的顶头上司。1962年秋叶群向毛泽东反映林彪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与林彪早有积怨，罗瑞卿和贺龙打得火热，搞大练兵、大比武以及军队取消军衔等大事事先都不向林彪报告，不把军委第二主席的林彪放在眼里；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说“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也曾向彭德怀表示过：“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请你回来当国防部长”。罗向林彪汇报培养接班人工作，讲“老同志应当主动让贤”，所有这些足以让林彪认为罗瑞卿要绕过自己，独立掌权。林彪紧急召见总政领导人，大讲突出政治，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批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给罗瑞卿戴上“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罗瑞卿有毛泽东的宠信并不服气，反讥之为“空头政治”。
据1964年3月3日林彪日记，毛问林：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中国出赫鲁晓夫，怎么办？林彪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从日记上看似乎反感，但在行动上迅速响应：在军队内部大力强化对毛的个人崇拜，除了继续狠抓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军队政治工作、开展学习毛著活动外，又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小册子，加以“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之类的独特语言予以题词，毛泽东高度赞扬。4月底，林彪看准时机征得毛泽东同意，任命杨成武为军委第一副秘书长，意在适当时机取代罗。5月7日毛又对林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就东西南北遍地开花” 。林彪意识到刘、邓、彭要麻烦了。64年12月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向刘、邓公开发难时，就问林彪：“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覆”。毛向林交了底，林彪知道了毛的真实意图，立即付诸行动。林彪从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入手，将《毛主席语录》发全军人手一册，要求奉为至宝，反复学习、背诵。毛泽东反过来发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号召，把军队的这一套做法推广到全国。《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到50亿本，用各种办法以举国之力强行灌输毛泽东思想，全国人民手捧红宝书，背诵“老三篇”，形成“红海洋” 。毛、林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在外界眼中毛主席越来越高踞中央集体之上，对毛主席的忠诚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其他中央领导人越来越要仰视，林彪作为“旗手”的地位也得到确立。毛泽东畅游长江、重上井冈山，写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豪情万丈，表现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意志的决心，全国人民对毛崇拜若神。
9月中旬，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提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向林彪承诺给叶群提级，当面布置：“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对各大军区第一书记放炮，提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
胡志明一心要统一全越南，中国暗中支持，向南越渗透进攻，南越不支。美军大举轰炸北越，增兵南越，越战升级。毛泽东加大援越力度的同时，渲染战争气氛，长时间乘专列在外巡游，找各地方中央局、大军区、省市委谈话、打招呼，一个主题就是”中央要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在发动总攻之前先安顿地方，作好两手准备。
经过毛泽东几次修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终于定稿，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以姚文元署名发表，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上纲上线为反人民公社的大毒草，文艺批判成为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见报后第三天，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外巡。全国各地报刊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彭真不知背景，中宣部林默涵也不敢确定，北京报刊不予转载。毛泽东更加认定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下令“出小册子”。江青直接给中宣部打了电话，11月29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不得不转载了这篇文章，但强调批判应以学术讨论方式进行。
北京和上海两股隐形力量的角逐形成僵持。11月18日林彪有了举动，一方面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作为全军总方针和总任务，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另一方面，选择此时机派叶群携带亲笔信和吴法宪李作鹏的“揭发材料”，斗胆向毛泽东开出了条件。11月30日叶群赶赴杭州见毛泽东，代林向毛告罗瑞卿状，当面讲了五个钟头。尽管罗是毛的心腹爱将，但在林和罗之间，毛还是选择了林。林彪要把助手换成忠于自己而不是只忠于毛的人，毛不会没有看透林的心机，只是眼下大事还要依仗林彪协助完成，更何况江青曾向罗瑞卿表示过想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意图，罗却没有回应，罗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态度暧昧，和彭真通消息，刘少奇对罗套近乎，更为毛泽东所忌。
12月8日毛泽东从杭州赴上海，亲自坐镇召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与会的常委们除毛、林外，直到开了会才明白是要整罗瑞卿。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成了主角，发言三次十个多钟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都认为罗瑞卿对毛绝对忠心，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与罗瑞卿有积怨，事先得到部署，积极批判罗瑞卿。罗被冠以“篡军反党”罪名受隔离。毛泽东作出特别规定：除了毛泽东，谁也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毛的签字，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毛对罗尚有所保留，不同意一棍子打死。
北京报刊发表多篇文章，力图把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批判上来，保吴晗过关。学术界对姚文元无中生有打棍子更是愤愤不平。只有康生旗下的戚本禹、关锋拍手称好。江青召戚、关到上海，面授机宜，二人回京发表更加犀利的批判文章，与上海相呼应。毛泽东火上浇油，在杭州召见陈伯达、田家英、关峰、艾思奇、胡绳，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与彭德怀被罢官联系起来。田家英整理毛的谈话内容，删除了有关罢官的话，关峰向江青告了密。 “要害是罢官”的谈话记录公开发表，北京学术界一片惊慌，学术批判完全转为政治批判。
第二阶段：1966年1月至5月
彭真五人小组赴武汉汇报，毛泽东作出宽容姿态，中央下达《汇报提纲》，学术批判有章可循。江青请尊神，解放军报发出支持信号。3月杭州会议揪出陆定一、杨尚昆，矛头直指北京市委、中宣部。毛泽东给康生交底，康生充当发动文革急先锋。4月杭州会议拿下彭真，5月毛泽东遥控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文化大革命动员令，声称要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成立以江青为核心的文革小组。林彪大谈政变经杀气腾腾。
“要害是罢官”的话传出后，对吴晗的公开批判升级，关峰、戚本禹得到江青授意赶写文章，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学术权威受到上纲上线的点名批判，惶惶不可终日。彭真要中宣部许立群召集六大报刊负责人会议，汇总了七份材料，确证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许立群给彭真写信，以郭沫若、范文澜等权威学者受到公开批判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表示对形势的担忧，同时揭发左派关峰也有老账。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进行讨论，认为学术争论要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左派也有问题，应当内部整风，拟定《汇报提纲》。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予以讨论通过，向毛泽东呈交，并派彭真、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五人小组飞赴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大讲政治挂帅，主张取消奖金制度，只搞精神鼓励，不要物质刺激，防止出现高薪阶层，毛泽东极为赞赏，要求中央予以批发。毛泽东信任王任重，移居武汉东湖宾馆。2月8日彭真一行到武汉晋见毛泽东。彭真的汇报有理有据，合情合法，不知毛泽东是感到决战时机尚未成熟，还是需要让政敌更充分表演暴露，亦或两者兼有，故作出对吴晗宽容姿态，对郭沫若、范文澜等同意先不批判，同时也保护左派，五人都感到了轻松。回京汇报后，由邓小平批转、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了《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彭真、胡绳天真地认为围绕批判《海瑞罢官》的争论已经解决，向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领导人传达《汇报提纲》内容，指出学术批判现在是有章可循了，会后二人分赴三线视察工作。然而，关峰、戚本禹、林杰依仗江青的背后支持，仍然坚持要求发表其人身攻击、上线上纲的批判文章，被许立群、胡绳严词拒绝。江青感到震惊，气愤，又对北京市和中宣部无能为力，一时之间中国真有南北对峙的味道。
毛泽东既然已经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暂时抛弃了罗瑞卿，林彪自然予以回报。1月1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林彪带着一股杀气宣示：“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疑。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1月底，江青自称是“请尊神”，到苏州拜访了林彪。叶群第二天就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电话，一字一句地传达林彪指示，要求部队的文艺工作听取江青意见，组织上落实。刘志坚一行六人到上海见江青，从2月2日到20日观看江青点放的影片和戏剧，听江青对文艺界的全面发难，断言建国17年来的文艺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刘志坚等私下议论，认为江青“否定过多”，对周总理、文化部领导不够尊重，对否定部队文艺工作也有意见。在请示过政治部主任肖华以及肖劲光后，整理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然而立即被江青否定，通知说毛主席派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对《纪要》的修改。
彭真在下发《汇报提纲》的当天就向上海打招呼，指出《汇报提纲》是中央常委会讨论过，是毛主席同意了的，以后不要再讲吴晗反党，不要联系庐山会议。张春桥、江青派人到北京摸底，追问“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征求彭真意见后，电话回答了上海来人的刁钻问题。张春桥加以推理，向毛泽东报告“彭真对学阀的批评是针对毛主席的”。江青向毛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就像在外受了委屈的孩子。毛泽东回答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到，不要着急。”
双方僵持到了3月中旬，毛泽东的军、警部署均已到位，时机业已成熟，遂于18日在杭州刘庄的住地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都到会，只有邓小平为躲避批判罗瑞卿在三线视察缺席。会议议题事先对谁都没有通知，全是在听毛泽东一人讲话。毛开场先渲染了阶级斗争，接着就严厉地将吴晗、翦伯赞定性为反共、是国民党。又点名邓拓、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针对中宣部扣压关峰戚本禹稿件，警告“中宣部不要搞成农村工作部”。恰巧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老婆严蔚冰给叶群写匿名辱骂信的事被侦破，此时将陆定一揪出，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以及胡乔木也被点名批评，报刊广播等媒体喉舌全部归康生掌管。
毛泽东对彭真搞得《二月提纲》压制批判表示严重不满，提出“北京有人造反”，“搞独立王国”。去年11月毛泽东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背地里安装窃听器监听自己，理由是在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决定，并且拿出了常委会的决议作证，毛泽东震惊之余感到了险恶，当即将杨尚昆解职。这次会上对杨尚昆公开点名，谢富治接手中央办公厅，杨背后政治局常委们还不到揭锅火候。罗瑞卿遭到一致声讨。毛泽东一举将中央的舆论宣传、中央和北京市的军警宪特机构全部三个强力职能部门的首脑更换为自己的心腹。毛泽东本想将彭真一并拿下，向周恩来作出试探，批评彭真搞独立王国，周恩来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毛只好暂时作罢。
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发动总攻击之前，不声不响地将38军一部调入北京周边，控制京畿，任命杨成武为代理总参谋长，点名谢富治为公安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肖华为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委副主任，妥善完成人事部署。
林彪担心毛泽东日后重新启用罗瑞卿制约自己，必欲置罗于死地。杭州会议期间，林彪召开各军总部、公安部负责人在北京对罗瑞卿进行面对面斗争，指使吴法宪拼凑罪证，强迫罗承认反党罪行。3月18日罗瑞卿跳楼自杀摔断了腿，毛泽东原本想保留罗这一张牌以备后用，在杭州听说罗跳楼自杀，骂了一声“真没出息！” 。罗瑞卿以死抗争召来了更严厉的批判，还被嘲笑 “跳了个冰棍”，历次政治运动让共产党高层个个冷酷无情，庐山会议后还有人为彭德怀仗义执言敢不要命，现已全然绝迹。
刘少奇在第一次杭州会议后，回京为出国访问做了一番准备，从3月26日至4月19日携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下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毛泽东决定趁刘少奇出国时机拿下彭真。
虽然林彪不说自己有过什么“委托”，但在毛泽东直接参与下，几经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还是出了笼，毛泽东又亲自加了一段话：“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毛泽东以军队之威发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革命号令”，震慑中央常委。 3月30日，《纪要》以及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军委给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一并送交到书记处，邓小平还在三线视察，周恩来在邢台慰问地震灾区，留守北京的彭真不敢怠慢，让总政起草批语，4月1日转呈毛主席及中央各常委。
作为彭真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康生参与了《汇报提纲》的审阅以及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全过程，在没有弄清楚毛的真实意图之前，始终不肯明确表态。经过3月杭州会议看清了毛泽东的意图，会后就向毛泽东揭发彭真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一事，说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这下找到了整倒彭真的理由：“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泽东要打破北京的壁垒，正要一名急先锋。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召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又两次找康生单独密谈，向康生交了底。康生在延安整风后被当做替罪羊搁置多年，如今再度得到重用，生平抱负又得到二次施展的机会，自然由衷感激知遇之恩，格外用命。毛泽东决定趁刘少奇出国在外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批判《二月提纲》，点名批判彭真和中宣部包庇坏人，声称“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到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毛泽东这几次谈话把杭州会议没点透的问题彻底摊开了，明确要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五人小组问题。
康生3月31日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上海讲话的内容。周恩来从充满火药味的讲话中意识到毛要整倒彭真的决心已下，如果再为彭真讲话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引火烧身，因为毛泽东也点了周的名。河北邢台再次地震，周恩来赶赴邢台，途径邯郸给毛主席写信，说打算长期在河北抓救灾，从1日到6日在都要在河北各地视察。4月2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承认《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周的表态让彭真陷入困境，不得不向毛写书面检讨，局势急转直下。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康生打电话给邓小平通知“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4月9日邓小平紧急赶回北京以总书记身份主持书记处会议，会议开至12日，康生传达毛主席对彭真及《二月提纲》的批评，康生和陈伯达又系统地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周和邓表态拥护毛批评彭真的指示，彭真无奈做了检讨。会议决定起草一个发动文化革命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成立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文革小组。
康生掌管了中宣部，让《红旗》杂志发表关峰、戚本禹那篇被扣押了3个月的攻要害文章。彭真连续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争取主动，亲自修订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文章的按语，在北京报刊发表，非但不能使自己过关，反而被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4月16日新华社通知各地撤销该通稿，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精神公之于众。19日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 “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周恩来、邓小平的屈从附和增强了毛泽东放手大干的信心。刘少奇一行在国外访问了25天，4月19日回到昆明。当晚周恩来从北京打电话给陈毅，说北京没有什么事，要陈毅陪少奇在春城休息几天。第二天清晨刘少奇、陈毅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要他们别回北京，直飞杭州参加会议。与会者陆续到达，全然不知会议主旨。会议未开，先发彭真问题的材料，其中之一就是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之罪。19日到25日在毛泽东住处开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仍然先听毛泽东主唱阶级斗争，毛提名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10人为组员的小组，起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刘邓没有异议。会后毛泽东两次讲话，对北京市委、彭真的批评带有火药味，含沙射影，扬言“凡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空，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刘邓周洗耳恭听，不敢作声。
毛泽东决心趁热打铁，为决战彻底铺平道路。兹决定5月4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巩固战果。第一次杭州会议拿下要害部门，第二次杭州会议调虎离山拿下对方主将，虽然都取得了成功，但也暴露了自己的战略意图。毛泽东向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此次北京政治局扩大会万万马虎不得。毛泽东未雨绸缪，早已提前做好了两手准备，各中央局委、各大区、省、市负责人都不参加，万一中央拿不下来，地方还可以造反。为防万一，毛泽东本人仍然不来北京与会，在杭州遥控。虽说是刘少奇主持会议，却由康生负责向毛随时汇报请示，会议完全按照毛在杭州的指挥进行。
会场外面，包括作者在内的愚民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程度，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文化批判已经掀起狂澜，针对三家村展开了围剿，一篇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纲上线的同时进行人身诬陷。北京市的报刊广播被康生控制后，批判口径迅速转变。北京市委通知邓拓停职反省，邓拓承受如此重压，不得不自杀。
会议开得顺利，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作出撤销四人职务的决定，刘邓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5月16日通过了毛泽东作了八次修改的《通知》，即后来所称的《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五人小组，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批判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其核心目标绝非仅限于文化领域，也不是到了彭罗陆杨就为止，毛泽东增写的几段话说得明明白白：“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这些人，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未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任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更是杀气腾腾，大讲历史上的政变经，同时煞有介事地讲“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取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同时有意透露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在调兵遣将。周恩来讲话强调与会者要警惕反革命政变，要保持晚节，把保持晚节与忠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保持晚节“成为周恩来余生的的座右铭。会议的安保工作完全在毛泽东心腹汪东兴、谢富治的掌控之下。
毛泽东所说的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指的是谁，就连高校的大学生们都猜得八九不离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然不会不懂，但是都举手投了赞成票，而且都表面镇静如常。李雪峰后来讲“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
既然到了这种程度，毛泽东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纸？在当时情况下公开点名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还拿不出过硬的凭据，刘少奇搞四清、搞阶级斗争丝毫不手软，眼下刘少奇和他的庞大的官僚体系势力很大，通过党内会议拿下刘少奇并无胜算，不妨先打草惊蛇，一方面含沙射影地刺激刘少奇，乱其方寸，另一方面让刘少奇接过文化革命这个烫手山芋，自己超脱在外，等待对手犯错误。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意在打倒自己的决议，还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搞下去，真是让你自己挖坑自己跳。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峰、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江青是核心人物，与毛泽东单线联系，夫唱妇随，根本不把政治局常委放在眼里，只管给刘少奇出各色难题。
为什么刘少奇在这样环境中还同意主持文化革命的具体工作？一则是刘对毛的安排无法抗拒，二则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运动纳入到可控的轨道上去，认为只要自己心怀坦荡，毛泽东抓不住什么把柄，也不能怎么样。也不能排除刘少奇企图掌握运动领导权来强化自己的队伍，必要时做拼死一搏的潜意识。
继田家英删除“要害是罢官”的话被关峰揭发后，陈伯达又落井下石，向毛泽东揭发田家英对江青的鄙视言论。5月20日田家英被停职反省。自庐山会议以后，田家英与毛泽东渐行渐远，与刘少奇越来越投合，田太了解毛泽东的底细，是毛的心腹大患。23日，汪东兴奉命带人闯入田家，才华横溢的田家英中弹“被自杀”，年仅44岁。
第三阶段 1966年6月至9月
康生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毛泽东下令全国广播，大专院校群情激昂，党委瘫痪。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恢复正常秩序。周恩来奉命调查清华文革，发掘出蒯大富典型材料。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极尽斥责与羞辱，刘少奇当面顶撞。毛泽东煽起红卫兵的疯狂崇拜运动，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宣布林彪取代刘少奇副主席地位。高干子女红卫兵保父辈失宠，平民红卫兵受中央文革支持充当运动急先锋。
66年5月，中央广播电台和报刊宣告撤销彭真职务、成立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极力蛊惑人心，煽动人们以大字报为武器反修正主义黑帮。康生指使北京大学聂元梓写反校党委大字报，聂受到校长陆平和校党委的压制。毛泽东向康生要来聂元梓大字报的原稿，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亲自下令全国广播。6月1日广播后，全国报刊潮水般声援聂元梓，陆平被撤职。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高等院校纷纷效仿，越来越多的人而起造反，批斗校党委。中学基本上停了课，在北京几所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政治嗅觉灵敏的中学生们似乎意识到毛主席正在受压制，整天学习毛著、唱革命歌曲，清华附中一些学生5月29日贴大字报以“红卫兵“落款，成立红卫兵组织，叫嚷要革命造反，要保卫毛主席。北京各所中学纷纷效仿，也成立起“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不停地把水搅浑，面对越来越失控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6月9日赴杭州请示毛泽东，敦请毛回京主持。毛泽东仍然拒绝回京，对是否派工作组问题故意含糊表态，要刘少奇自己相机处置。
鉴于北京院校领导即将全面瘫痪，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从中央机关大量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派驻问题严重的大专院校恢复秩序。刘少奇自乱阵脚，匆忙撤去蒋南翔的高教部长及清华校长职务，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起以刘少奇女儿刘涛、贺龙儿子贺鹏飞、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乔冠华儿子乔宗淮等高干子女为核心的清华大学临时领导班子，摆开批斗蒋南翔校党委黑帮阵势。接着又派夫人王光美到清华指挥工作组工作，直接掌控清华文革，以图取得类似桃园经验那样的大专院校文革运动的样本。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非但未能稳定局势，相反，大学校园内更加人心惶惶，猜测谁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议论“舍马保車”、“舍车保帅”。人人争当反修战士，学习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校系领导戴高帽子游街、变相体罚。工作组出面劝阻，反过来对工作组产生怀疑。6月18日北大发生“乱斗现象”，工作组长张承先予以冷处理，上报中央。20日刘少奇批转文件，要求各地学习北大做法，制止乱斗现象。王光美在清华幕后指挥，遮遮掩掩，蒯大富大字报提出要向工作组夺权。工作组决定“反蒋先反蒯”，却未料蒯大富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反蒯斗争持续40天。刘少奇派出工作组后的20多天内，北京24所高等院校近万名造反冒尖的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动分子，全国为数就更多。学校秩序在重压下井然有序，按班级统一学习中央文件。刘少奇感到了欣慰，与众常委商议，趁毛泽东未回北京之机尽快召集八届十一中全会，得到邓小平、周恩来等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包括向来紧跟毛泽东的李井泉、王恩茂、李雪峰等地方大员在内的大批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来到北京，准备参加十一中全会，只有东南地区代表以及各大军区司令迟迟未到。
自1966年2月毛泽东将38军调入北京后，就牢牢掌控了京畿和中南海卫戍，7月中下旬北京周边军事调动更加频繁。林彪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要搞“二月兵变”的传言，又有一说是王恩茂执行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陕西的一师驻军调进北京，被38军拦截，一时满城风雨。毛泽东虽然不在北京，对北京局势了如指掌，岂容刘邓周贺他们自行召开十一中全会。7月16日在武汉长江游泳，向全国人民显示自己仍然具备掌舵的神力，18日在上海的中央委员陪同下突然回到北京，打了刘邓一个措手不及。当晚在中南海听取文革小组成员汇报，第二日才接见刘少奇。毛批评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指出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刘少奇急忙命令工作组停止整学生，转向批判“黑帮”。7月23日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康生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刘少奇、邓小平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
造反派学生甩开工作组，自行组织批判，“反动权威”和原党委“黑帮”们受到两套人马的轮番批判。中央文革小组四下活动，关峰、王力私下到清华找蒯大富，向蒯交底打气。江青率领文革小组全班人马到北大校园与群众见面，尽管江青的初次亮相自爆家丑，让群众莫名其妙，但康生一句“毛主席从没有派过工作组”，足以使师生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消息传出，红卫兵、造反派无不把文革小组看做救命恩人，誓死效忠毛主席。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二论、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引用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狂呼“造反” 。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文革小组会，下令撤销工作组。2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北京市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躲在幕后监听。李雪峰代表中央宣读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毛泽东在幕后骂“是老反革命”。周恩来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刘少奇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样搞，对强加罪名表示委屈和无奈：“有时候没有错误，人家说你错了，自己莫名其妙”。躲在幕后的毛泽东勃然大怒，突然走出幕前露面，博得与会学生代表们狂热欢呼，毛有意作出对刘邓不屑一顾姿态，将自己与刘邓的分歧暴露在群众面前。
周恩来私下向毛泽东承认自己“反冒进造成马鞍形”的老错误，试探此次运动毛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向周恩来交了底，派周恩来去清华“过问”文化大革命，去整刘少奇的黑材料。周恩来知道这次运动不是朝自己来的，心中有了底，表现格外积极。7月31日一天之内两次单独接见蒯大富，不厌其详地听取了蒯的对清华文革和自己遭遇的独白叙述，时间长达6小时。第一次在清华甲所，从凌晨2点谈到5点，第二次拉上了谭启龙和江谓清两位省委书记作证，让蒯大富选择三位同学到人大会堂，从晚上7点谈到10点。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刘少奇作报告，表示对派工作组的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毛泽东几次打断，尖锐批评是“方向性错误”。8月2日会上毛泽东就北大“618事件”严厉批评刘少奇和工作组镇压群众，然而此次会议与58年庐山会议大不同，与会代表人人自危，普遍流露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不认为刘邓有什么错误，很少有人向刘、邓开炮，毛泽东对刘邓难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令毛十分失望。
关键时刻，8月1日、2日和3日，周恩来在开会之余继续约王光美、叶林以及其他清华工作组成员和学生谈话，随即将自己对清华文革的调研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在关颇为意外地获得了蒯大富这个典型，得到了足以证明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材料，当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8月4日下午一点，参加十一中全会的代表们得到紧急通知，3点钟到人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毛在会上就蒯大富受工作组压制事，声色俱厉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是方向性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列主义，是镇压，是北洋军阀，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刘少奇连连检讨，毛不依不饶，指着刘少奇鼻子挖苦：“你在北京专政，专的好！”“ “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在众目睽睽下受到如此斥责和羞辱，刘少奇终于失去了修养，当面顶撞起来，用毛泽东的语言予以回敬：“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不怕。”叶剑英出来打圆场，毛泽东甩出一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让在场人毛骨悚然。
8月5日本是十一中全会预定闭幕的日子，但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第一时间让周恩来看，并对周恩来说： “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泽东要的就是这句话，立即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毛泽东在第一时间也让秘书打电话给在大连“养病”、未能出席全会的林彪，把大字报内容念给林彪听，要求林彪立即前来与会，不料林彪却以病为由再三推辞。
林彪自从5月18日在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杀气腾腾的讲话后，就离开北京到大连休养。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行宫小住，7月6日给在杭州的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做了评价，说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就是说林彪别有用心，表达了对林彪讲话的严重不满。毛把这封信传了出来，并同意周恩来去大连向林彪传达这封信的内容。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5月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要除掉彭罗陆杨和半公开地点出刘少奇是下一个目标，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一战。毛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贺龙等人会不会提出疑义并无绝对把握，需要以军事恐吓手段营造恐怖气氛。林彪肯定是领会了毛的意图，否则怎敢对政治局常委们如此放肆。没想到会议开得出奇顺利，刘、邓没有丝毫对抗迹象，周恩来也不站在刘少奇一方，杨成武、谢富治绝对忠于自己，牢牢控制着会场内外，战前准备有些小题大做。相反，《五一八》讲话过分显示了林彪的威力，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林彪从周恩来那里读懂了毛泽东家信的内在含义，怎能不透心凉，此后就闭门养病，不问政治。
毛泽东这次要打破僵局，需要启用林彪，却连遭三次拒绝。8月5日毛第四次让秘书给林打电话，同时宣布休会，宣称要等林彪来，林彪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接着开。8月6日上午林彪终于到京，立即被接到人大会堂，毛泽东亲自登门看望，告之要你来当接班人。林彪再三叩首求免，毛泽东干脆大骂林彪装病称疾，想当明世宗，不想介入运动是假，当要当，不当也要当。同日晚11点左右，周恩来在福建厅召集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将佐20余名，当众念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随后宣布刘少奇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不行了，中央决定把林彪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第一副主席。之后宣布组织纪律。8月7日毛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代表。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闭幕时政治局委员改选，林彪位列第二，刘少奇被解除中央副主席职务，名次排到了第八位，邓小平名次未变，工作靠边站。陶铸、陈伯达、康生进入常委。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由中南海内高干子女当天就传到他们所在的中学校。8月5日，北京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男六中、35中、28中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师大女附中校长被活活打死。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女儿平时都很好，这一天突然变得极其残暴。
江青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大字报稿交到毛泽东手里，毛书写回信予以支持。8月10日毛泽东极为罕见地出现在中央接待站的上访群众中间，对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这两次表演通过广播报刊迅速传遍全国，青少年的亢奋被煽动起来，北京市各中学普遍成立起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红卫兵组织，迅速向全国各大城市蔓延。
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剥夺了刘、邓的权力，为什么非但不就此罢手，反倒要搞起更大规模的造反暴力运动？一来是欲罢不能。刘少奇是因为镇压学生运动才被毛泽东冠以路线性、方向性错误，从而剥夺其权力的，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自己，潘多拉盒子一旦被打开，再往回收谈何易。二来是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和造反情趣与红卫兵的崇拜狂热、造反精神相得益彰，处在兴奋之中的毛泽东瘾还没过够。三来是正好借红卫兵之力冲击封、资、修，以及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清除那些刘、邓司令部的社会基础、那些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们，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做官当老爷，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根源和基础，这可不是通过开会更换几个高官就能解决的。至于如何建立新秩序先暂且不顾，有破才有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还有一条原因也很重要：刘少奇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还有强大人脉，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资格，仅凭“镇压群众运动”的“路线错误”罪名将刘少奇制于死地是通不过去的，要继续利用红卫兵运动对刘少奇和那些政治局元老们保持高压态势。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数十万红卫兵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疯狂的崇拜。毛不仅感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更意识到这是可用于对付政敌的利器。宋彬彬来自打死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代表红卫兵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毛即兴就“彬彬”二字说“要武嘛” ，号召红卫兵小将们发扬革命造反精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运动迅速升级，这些后来被称之为老兵的红卫兵们与街道派出所、居委会取得联络，对城市居民中的所谓对资产阶级权威人物、所谓牛鬼蛇神肆意抄家，不少人被驱赶出北京，吊销户口。对所谓“封资修”的一切事物，其中大量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进行野蛮摧残，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据官方数字统计，那一个夏季北京打死、自杀的有1772人，各种暴行令人发指，破坏文物毁灭传统文化的恶行不胜枚举，红色暴力迅速向全国蔓延。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要见毛主席。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通知，外地高等学校大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可以免费乘火车来京，住宿餐饮由国家财政开支。10月大量散发陈伯达鼓励红卫兵大串连的讲话，说“这种串联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 大串连在全国范围形成狂潮。
早期红卫兵是以中共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北京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狂热崇拜毛泽东、冲垮现有秩序和冲击“封资修”方面为毛泽东立下大功。同时，肆意迫害无辜、毁灭传统文化的强盗行径大量混杂其中，部分自认为血统高贵的高干子女组织“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制止混乱无序的暴行。然而，他们的父辈正是这次运动要整的对象，老红卫兵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态度迅速改变。与此同时大量平民出身的学生加入或自行组织红卫兵，甚至黑五类出身的同学也想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一番。
中央文革小组几经淘汰，凡江青看不顺眼的成员陆续被排斥出局，留下一班佞臣全看江青颜色行事。江青不信任老红卫兵，专扶植那些受工作组压制最厉害、对中央文革感情最深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作为亲兵纳入自己旗下，去完成重要任务。谭力夫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应运而生，老兵们拿着这幅对联在各学校示威，目的在于制造恐怖气氛，垄断红卫兵组织，要把平民红卫兵压在下面，保护父辈不受冲击，继承自己父辈打下的江山。8月27日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9月5日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二司），基本态度都是保老干部。高干子女红卫兵成为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对抗的一股势力。
顶着对联压力最早成立平民红卫兵组织的是北京地院的朱成昭，随后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等先后成立起红卫兵组织，蒯大富在清华人缘太差，但是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身边聚集了一批极具造反精神的又才华横溢的同学，成立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后来居上。9月6日北京市的平民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召开大会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部“ ，即第三司令部（三司），蒯大富自称我们就是一群胆大包天的“混蛋”，成为三司司令，颇受毛泽东、江青的宠爱。
三司红卫兵的确胆大包天，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名义将原工作组主要成员以及一个又一个的院校部委机关的领导人揪出批斗，无人能挡。其实这并不奇怪，每一个揪斗行为的背后都有毛泽东、江青的认可或授意，都有谢富治的配合，那些得到毛泽东豁免令的干部或权威人物则会受到保护，表面上很乱，其实是有组织的行动。在林彪背后支持下，造反派打倒贺龙的势头凶猛，贺龙夫妇跑到周恩来中南海家中避难。林彪一门心思要把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人往死里整，为的是防备毛泽东有朝一日重新启用这些人来对付自己，毛泽东则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分开来，对贺龙和罗瑞卿也不同意一棍子打死，要在手中留下这几张牌。陈毅在周恩来保护下虽然躲过大劫，难逃批判，挨过耳光。其他高层人物都吓破了胆，个个明哲保身。一司和二司一度呵斥风云的人物迅速消失出人们视野，蒯大富和三司的名气家喻户晓。周恩来在一次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代表时苦口婆心地耐心规劝：“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犯了路线错误而没有实际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然而造反派们有江青、中央文革在背后支持，并不买账，除大量基层领导受到造反派的恣意批斗外，各省市、部委、军队都有为数不少的高级领导人物遭受造反派的批斗，大批区、省、部级高干被打倒，其中有个别人致死，这些都是受在江青、毛泽东或林彪直接点名或授意下由造反派实施的。
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提议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军队院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也象地方院校一样，军队院校造反派群众组织蜂拥而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四处串联。在查找黑材料名义下，冲击上级领导机关，进而围攻国防部大楼，军内各级领导人遭了噩运，个别高级将领惨死。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未能幸免，命在旦夕，经林彪出面援救，逃过大劫，从此视林彪为再生父母。林彪趁机排斥异己，网罗死党，扩张一方面军和四野山头的势力，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司令林、李作鹏为海军司令，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部长。林彪属下的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镇压造反派，中央文革投鼠忌器，黄永胜免受冲击。
由北京出发的红卫兵把造反行动带到了全国各省、市，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当地党政机关组织群众反击，北京来的红卫兵受围攻，处境狼狈。但是局面很快逆转，首长讲话、中央文件接踵而至，警告各级党委“镇压群众运动绝无好下场”，造反派组织喷涌而起，被揪斗的领导人越来越多。更多群众看不下去，也成立起群众组织，政府和军区领导人自然予以支持，形成保守派群众组织，与造反派组织激烈对抗。拿上海为例，全市的造反派组织有32支之多，自立山头，保市委的群众组织规模更大，人数更多。尽管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受到大字报和游行呼口号批判，党政机关还在正常运行，生产秩序尚未被打乱。
第二时期 毛泽东掀起全国夺权风暴
（1966年10月至1968年9月）
第一阶段 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
10月中央工作会议成为诉苦会，毛泽东对老干部失去信心，决心消除翻案隐患，将刘少奇从政治上批倒批臭。“联动”挑战中央文革，谢富治出动公安逮捕。毛泽东派张春桥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掀起全国夺权风暴。地方大员军区司令纷纷自保，支持一派镇压一派。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毛泽东下令解放军支左，《解放军报》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造反派冲击军区。徐向前征得林彪毛泽东同意，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军区借势解散造反派，抓捕造反派头头。
文革运动陷入骑虎难下局面，毛泽东决意要搞下去。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语惊四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6日全体会议上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群众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两条路线斗争还要继续下去，还会多次反复等等。林彪也大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并不想把所有干部全部打倒，耐心劝说领导干部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接受冲击，改变立场，“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只要理解群众运动，拥护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涅槃再生，重新得到任用。然而所有这些依然无法消除与会者对文革的强烈抵触情绪，中央工作会议成为中共高层的诉苦会、牢骚会，多数人内心为刘少奇鸣不平，少数人提出要重新估计工作组问题，政治局元老们更是怨气冲天。陈毅大声疾呼，“有人要搞垮我们党”，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等人对揪斗行为都表示了极大愤慨。
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让毛泽东意识到党内大多数人已经和自己离心离德了，他们对文革深恶痛绝的态度绝不会有所改变。如果现在鸣金收兵，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盘踞党内要津的老干部们就会和刘邓一起全面翻案，一旦自己发动文革被否定，文革小组和自己绝无好下场。毛泽东岂止是骑虎难下，实际上已经和党内大多数人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境地。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更是遭人痛恨，完全没有退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剥夺所有老干部的权力才有自己的活路。毛泽东从不认输，暗下决心，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老干部的权力统统剥夺，进行一次大换血，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是这些人眼下还在政治局会议上占据着多数，毛泽东故技再施，表面对他们作出安抚姿态。10月25日会上半检讨半自我解嘲，说“我闯了一个祸”。
进入11月，北京十几所中学的高干子女红卫兵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公开散发向中央文革挑战的传单，到三司司令部挑衅，举行反中央文革集会，多次冲击公安部，以中共革干子弟名义发布宣言，批判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大专院校出现尖锐批判中央文革、批判江青甚至批判林彪的大字报。康生的后院也起了火，高级党校《红战团》贴大字报痛斥康生罪恶。地院《东方红》受江青指使，到四川揪彭德怀回京，不料朱成昭与被关押的彭德怀多次深谈，又与叶剑英女儿叶向真交好，受彭德怀和叶剑英影响，同情老干部，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大革命改变了看法，把彭德怀保护起来。王大宾向江青告密，取代朱成昭头头位置。江青指示北航《红旗》到地院抢走彭德怀，召开批斗大会。两校红卫兵形成天派、地派，竟相效忠中央文革，彼此又有意气之争。
徐向前、叶剑英、贺龙、陈毅四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那一套，否则非乱套不可。由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准备材料，肖华组织，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委首长接见全国军事院校革命师生的七万人大会，四位老帅一一发言，劝阻师生停止揪斗老干部。会议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批评四位老帅讲话。军事院校造反派和大专院校红卫兵相应中央文革号召，再次掀起批判老帅高潮，对军队将帅绘制“百丑图”，极尽丑化。
三司红卫兵深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宠信，在全国各省市都派驻联络站，指导当地造反行动。各地造反派头头把北京来的三司红卫兵视为中央文革的代表，纷纷前来打探中央文革意图，邀功受封心切。11月9日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红卫兵支持下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统一组织“工总司”，上海市委不予承认，工总司请愿游行。王洪文率众在安亭卧轨拦车，造成铁路干线被中断30小时的重大事件。周恩来、陶铸会同陈伯达商定意见，要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答应工总司的要求，形成僵局。毛泽东正为学生造反力量单薄，不足以撼动地方党委，无力接管党政机关而焦虑，安亭事件正中下怀：让工人造反打开夺权局面。毛向张春桥交了底，派张前往安亭。张春桥以钦差大臣自居，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一切要求，并向王洪文等透露：安亭事件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
张春桥的举动引起中央和上海市的强烈反应。蒙在鼓里的周恩来、陶铸严厉批评张春桥的“擅自”行动，性情刚烈的陶铸态度更强硬。陈丕显质问同样不知底细的陈伯达，陈不知情，也批评阻碍交通、影响生产行为。幕后导演的毛泽东终于出面表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强行压制不同意见，批评陶铸和陈丕显，一向敢放炮的陶铸不再吭声，陈伯达也受到林彪的当面批评。
王洪文从张春桥那里得知毛主席的意图，更加有恃无恐。工总司劫持市长曹荻秋，迫使曹改变立场。保市委一派群众组织赤卫队感到被出卖，占据市委大楼，要找曹荻秋、陈丕显算账。张春桥老婆声称自己的家被抄，中央早有规定，凡冲击文革小组成员家的都是反革命，王洪文有了借口，策划攻打市委大楼，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以野蛮武力打垮保守派组织，攻克大楼，俘虏两万名赤卫队，毛泽东夸赞“打得好！”
上海工人造反夺权成功，毛泽东自认为找到了打开僵局的好途径，萌发在全国夺权的新设想：从学校和机关搞起，再到工厂、农村，把工人和农民也象红卫兵那样组织起来，冲破各级党委阻力，夺取政权。
在毛泽东这一新设想的指导下，陈伯达迅速转变立场，奉命起草了工交系统开展文革新规定草案。周恩来主持全国工交会议讨论该草案，以陶铸为首的国务院部长们强烈反对，认为“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交会议触怒了毛泽东，下令12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委派林彪出马坐镇，名为听取工交会议汇报，实则进行批判围攻。文革小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开火，指责他们拿生产压革命。林彪作结论：文革运动不是刹车问题，而是要扩大，要席卷全国各个领域。
陶铸原是中南局第一书记，接替彭真调入中央，十一中全会升至第四位。进中央后屡屡充当“保皇”、“灭火”角色，不买江青的账，令毛泽东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绊脚石，决定批陶，扫清施行下一步计划的障碍，并让周恩来主持批陶会议。周恩来硬着头皮主持，让陶替自己背黑锅，任听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
红卫兵成为江青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12月中旬张春桥召蒯大富进中南海，透露“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陈伯达、康生、江青召集三司红卫兵头头们座谈，宣布要对联动实行镇压。江青讲“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呼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谢富治宣布《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等是反动组织，戚本禹给三司打电话：“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会后谢富治迅速出动公安部队，将反文革小组、反林彪、反康生的人全部逮捕。三司红卫兵也出动，配合反击联动分子。蒯大富组织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到市中心示威游行，掀起一股公开打倒刘少奇的宣传浪潮。那些被认为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的中共元老，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又一次受到造反派冲击，被抄家、批斗。中央文革急欲毕其功于一役，12月下旬就四位老帅的材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态对中共元勋和老帅们还是要保，江青转而把矛头对向刘志坚、肖华等军队中坚骨干。
12月26日毛泽东过73岁生日，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国内全面展开内战干杯”，决定以上海为突破口，制定全面夺权计划。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返回上海，6日召开上海全市造反派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书记陈丕显等几百名厅局级干部。在张、姚操纵下建立 “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临时政权机构，全面接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毛泽东对自导自演的上海夺权风暴这一出戏予以高度赞扬，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可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马力，连篇累牍大张声势，号召全国一致行动起来，学习上海经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对林彪与贺龙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了如指掌，默许周恩来保护贺龙是为了留下这一张牌。现在要推广上海经验，实施全国夺权大动作，还需林彪支持，为此，毛对待贺龙的态度发生改变。林彪立即提高对贺龙批判的调子，1月9日在军委会上宣布贺龙是大土匪，是刀客，并亲自出面和周恩来摊牌。周权衡利弊，屈从林彪，交出贺龙，并且附和叶群的提议，对贺龙立案调查。周亲自修改对贺龙的审查报告，加入大段批语，贺龙被关入了死牢，受尽折磨而死。
毛泽东发动夺权运动还须师出有名，仅以刘少奇犯了路线性错误为理由显然不够，资反路线毕竟只有五十天，为全面夺权制造口实，还需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入手。在之前的10月北京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为了劝说老干部们理解文革，曾经说过“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的话，后来对老干部失去信心，要策划全国夺权，故采纳文革小组意见，把毛本人肯定刘邓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单独下发刘、邓个人检讨，作为批判靶子。康生在9月就整出“刘少奇指示六十一人自首””的材料，现在正好用上。12月11日毛亲自主持碰头会，决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审查刘少奇历史问题。新年伊始，中南海“造反队”闯入刘少奇家，对刘批斗。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受江青暗示，编造刘少奇女儿被车压断腿，骗刘少奇、王光美到医院，将王光美带回清华。周恩来虽然进行干预，接回王光美，但承诺之后要把王光美交给清华红卫兵批判。1月13日毛泽东派人将刘少奇接到人大会堂，态度和蔼问询刘女儿的伤情。刘少奇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愿承担责任，请求辞职到农村去种地，以求尽快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刘的高姿态让毛泽东沉默数秒钟。事后江青点明刘少奇还是不服气，党的干部该打倒该解放的用他多嘴！毛泽东意识到刘少奇还惦记着国家大事，想收揽人心，随即断绝了刘对外的一切联系，加紧搜集刘的罪行材料以证明文革重大意义，决心将刘彻底斗倒斗臭，绝不能让刘东山再起。数日之后又命令谢富治出动公安部队，蒯大富指挥三司红卫兵配合，将联动分子集中的据点一一捣毁，以中南海内中共高层人物子女为主的联动头头们如数被捕入狱。中共元老和他们的子女人人恐惧，再听不到怨言，更无人敢对抗。
毛泽东决定动用解放军这最后一张王牌，让解放军帮助造反派夺权与江青介入军队两者并举。包括林彪在内军内各山头对江青都无一例外地极力排斥。江青以领导军队支左为契机，又有军事院校三军造反派这支生力军，江青野心勃勃要控制军队。
就打倒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问题，江青与林彪取得了一致，1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打倒刘志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军委几位副主席全部列席，讨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成问题。出乎林彪和江青意外，毛泽东点名徐向前为组长，江青为顾问，小组在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工作。让徐向前当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与让刘少奇主持文化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1月10日林彪批转关峰、王力等人给全军文革小组的信，信中要求全军文革小组要把“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作为当前主要任务来贯彻。林彪撤换《解放军报》的编辑胡凝等人，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号召。1月21日毛泽东让江青转交林彪一封信，信中说“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林彪批示“完全赞同主席方针，全军必须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剑英、向前迅速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照办”。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解放军报《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和决定发表后，全国范围内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急剧恶化。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跑到北京，躲进京西宾馆避难。支左部队介入运动后，军内不同山头的部队支左立场不同，军队内部出现分裂。大部分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往往都是保省委、军区领导人的群众组织，即所谓老保、保皇派，一些运动初期的造反派组织也会得到隶属于林彪山头的部队支持。
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全国多数军区司令对上海夺权事例反应强烈。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成都军区的李井泉、武汉军区的陈再道、新疆军区的王恩茂、南宁军区的韦国清、内蒙军区乌兰夫等司令们都支持和武装保守派，压制打击造反派。江青在河南《二七公社》造反派大会上号召“文攻武卫！” “当阶级敌人进攻我们时，手无寸铁怎么能行？” 造反派有了底气，也敢冲击军火库，抢夺武器。两派武斗升级为枪战。保守派有军区在背后支持，多数情况下占据优势，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又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 “应该给左派发枪”，极大鼓舞了造反派的战斗意志，夺权战争更加惨烈。
徐向前拜见林彪，建议对军队支左工作应当作出相应规定。林彪当即口授六条命令，内容有不允许任意抄家、坚决反对武斗、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以及一律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中央文革略加补充表示同意。1月28日林彪与徐向前携文件进中南海，毛泽东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全军领导机关一片欢腾，徐向前亲自到武汉给陈再道撑腰。各军区自认为有了尚方宝剑，下令解散和镇压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抓捕了一些头头。而毛泽东认为这些正是自己依靠的左派，原本希望军队帮助他们夺权，不料事与愿违，心中不满。
武汉地区造反派工总、二司等群众组织在运动初期就提出打倒王任重等武汉省委领导的口号，驻武汉地区的空军部队隶属空军司令部，空军司令吴法宪唯林彪叶群命令是听；武汉军事院校的三军造反派紧跟中央文革，这两支部队都支持工总、二司。武汉地区的“百万雄师”群众组织主要成分是产业工人，运动初期保王任重等省委领导，支持武汉军区，军区司令陈再道出自四方面军，是徐向前的老部下，认为工总、二司头头大多都是坏人，下令支左部队支持 “百万雄师”。工总、二司等造反派发动几万群众冲击军区，呼喊打倒陈再道口号，发表声明宣布接管政权。百万雄师在军区支左部队支持下与造反派组织对抗，武斗不断升级。其他军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多数军区支左大方向与毛泽东、中央文革所期望的背道而驰，而属于林彪山头的部队以及军事院校三军造反派支持与之对立的群众组织。
第二阶段 1967月2月至1967年7月
陈伯达、江青拿肖华开刀，大闹总政。毛泽东批评江青陈伯达，劝说军方。林彪向江青大发脾气。元老派借势猛攻中央文革，矛头直指毛泽东。毛泽东突然大发雷霆之怒，中央文革趁势发起反击，掀起批判二月逆流高潮。周恩来承受巨大压力，相忍为党，保住晚节。刘少奇被冠以叛徒工贼罪名。陈再道抓捕造反派，林彪发布《十条命令》。全国各地两派武斗急剧升级，中国退回到八百诸侯国时代。毛泽东改行大联合，亲自赴武汉调解。王力、谢富治表态引起“百万雄师“和武汉支左部队失控，毛泽东误以为陈再道搞“兵谏”。天安门大会林彪号召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在造反派冲击军区和部队支左大方向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多次当面争执，面对面交锋。出于大局考虑毛泽东依然保老帅。江青、陈伯达转而拿总政治部开刀，指责解放军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责令肖华做大会检查。三军造反派连夜抄家揪人，肖华从后门逃至叶剑英家躲藏。江青质问叶剑英窝藏之罪，叶剑英愤然拍案，向林彪告状。事情闹到毛泽东那里，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的需要，毛泽东不得不善言安抚军方高级将领，耐心劝说解放军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林彪对江青野心本来就抱有警惕，此次窥测形势，见江青闹得过分，决定站在老帅一边，指责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行为，对江青大发脾气。 2月21日林彪主持军委会议，中央文革只有关峰参加。肖华、叶剑英向关峰发质问，黄永胜直接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要搞乱军队。
毛泽东意识到让江青介入军队的阻力强大，不可操之过急，眼下要让军队帮助造反派夺权，还须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情绪。2月10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把打倒陶铸的罪名让陈伯达承担，其实批陶是毛自己做出的决定，只不过江青拉上陈伯达提前捅了出去。又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要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对江青进行批评，同时宣称“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书记处”已经是既成事实”。江青受到毛泽东批评，打入军队的企图受挫，只好隐忍不发。
毛泽东批评江青、陈伯达的消息不胫而走，军队高层为表面假象迷惑，一时间元老们士气大振，要好好发泄一下压抑已久的怨恨。只有周恩来看清毛对江青的真实用心是恨铁不成钢，知道毛批中央文革只不过是表面姿态，尽管对老帅们的反击乐观其成，希望借此遏制一下中央文革的嚣张势头，但又担心老帅们开炮过火，走到反面，因而注意自己保持中立立场。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常委碰头会，叶剑英、徐向前愤怒斥责陈伯达和文革小组一干人。中央文革刚受过毛的批评，尽力克制。12日老帅们发言更加激烈，谭震林点明对方是要把老干部整死、打光，宣布自己要斗争到底，陈毅直接攻击林彪，影射毛泽东，重提延安整风冤案。会议开到16日，老帅们大闹怀仁堂出气出了个痛快。周恩来严守中立很少讲话，关键时刻表态划清界线。
中央文革成员们不声不响详细记录老帅们的发言和每个人的表现。16日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江青为逃避批评在家“养病”，这次可抓住了对方把柄，精神大振，当即安排张、王、姚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起初并不把问题看得多严重，后得知这一干人如此猖狂，十分震惊，特别是听到陈毅重提延安整风旧事，脸色大变。毛十分清楚老帅们的矛头是朝着自己来的，再次体会到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不把这股党内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本人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必将杀回马枪，反过来清算自己。毛泽东决心反击，但须先做人事准备。第二天17日，毛找来叶群单独做工作，说老帅们都不听自己的了，要带林彪到南方去打游击、闹革命，重建一支解放军，同时又许诺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派江青代表自己去找林彪面谈。江青深知此行意义重大，按照毛的旨意，登门拜访林彪。林彪同样也不容忍老帅们过于得势，江青不辱使命。至于周恩来，毛相信他是聪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态度，周就会跟上来。
2月18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毛泽东大发雷霆之怒，指责老帅大闹怀仁堂矛头是对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鸣锣开道，宣称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扬言这次文化革命要是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苏联美国一块来！
在场的人无不为毛的盛怒和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大气不敢出。毛此次发怒比1959年庐山会议有过之无不及，但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周与其他元老区分开来，又十分老道。周恩来迅速认明形势，主动出来打圆场，承担责任，恳请主席息怒。毛泽东就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认真讨论，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深刻检讨。在毛泽东淫威和周恩来帮衬之下，党内高层唯一的一次公开反抗顷刻瓦解，形势立即逆转。老帅一方尽管怨气冲天，却群龙无首，毛泽东可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党内没有任何人能斗得过毛。周恩来绝不愿意看到中共分裂，隐忍顺守、维护统一是周恩来唯一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压服党内反抗后，趁势把反对势力从领导层清除出去。从2月25日到3月18日，连续召开七次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并指定周恩来主持批斗会。周恩来再次屈从淫威，充当这一尴尬角色。经过这一回合，党内元老大败亏输，刚刚好转的局面转瞬皆失，自己反遭灭顶之灾。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文革派和元老派相抗衡的局面，业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中央文革碰头会。张春桥、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贯彻落实毛泽东“以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的指示。政治局常委们闭门省过，中央文革成为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江青完全掌握了大局，周恩来失去在中央的权力基础，沦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小伙计，乃至说出“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的话来。毛泽东出于大局考虑，知道陈伯达一介书生，根本应付不了眼下的乱局，中央文革碰头会还让周恩来主持。
中央文革乘胜出击，从北京到全国，在社会上发起批判“二月逆流”黑干将、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各地造反派士气大振，冲击支左部队更加勇猛。
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公安厅公安局被占据。2月26日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出动军队镇压，使用了包括坦克、重机枪的武器， 2177人伤亡，其中死亡822人。青海事件震动中央，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林彪批示，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篡夺军权，对“八一八”等革命派残酷武装镇压，军委决定由司令员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南宁、贵州、昆明、成都、重庆、武汉、南昌等各城市都发生大规模镇压造反派情况，死伤甚重，受迫害一方纷纷向中央文革求救。
在江青眼中，周恩来在二月逆流中立场动摇，不予清算就不错了，竟然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实在难咽这口气。江青对周恩来处处刁难，动辄辱骂。好在周恩来已经看清毛、江的夫妻店的关系，深知党内无人能够斗得过毛泽东，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老干部群体在政坛的地位，故在江青面前表现得极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自干地步，为的是不离开权力圈，才可以有所作为，相忍为党，保住晚节，保住元老派群体，维持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苦撑待变。
“二月逆流”这一回合下来，让毛泽东整刘少奇历史罪行材料的心情更加急迫，否则，仅凭刘少奇执行了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全国搞成这个样子，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人心不服，翻案是迟早的事情。按照毛的部署，3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展开一场旨在将刘少奇从政治上置于死地的新战役，包括“抓叛徒”和“革命大批判运动”。刘少奇专案组总算有了重大成果，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调查材料，刻意指出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3月21日毛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批准康生提出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毛泽东亲自审阅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称赞写得好，指定要重头发表。3月31日中央电台广播该文，对刘少奇极尽辱骂诬陷，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等恶名，举国上下由此掀起对刘少奇进行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4月在清华大学举行有30万人参加的斗争王光美大会，红卫兵遵照江青指示，对王光美进行丑化审判，彭真、杨尚昆、陆定一、蒋南翔等“黑帮分子”陪斗。让全国人民都深入参与批刘少奇，是防止文革被否定的重要措施。
中央文革趁势扩大战果，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分子大举展开历史专案调查。南开大学红卫兵发掘出周恩来三十年代化名伍豪的脱共启事，江青如获至宝，立即报告毛泽东，并在中央政治局把问题端了出来。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申述，附以三十年代自己的大事记，以严谨的铁证为自己讨回公道。毛泽东、林彪、江青各自秘密派人进行调查，结果证明所谓脱共启示确为国民党使用离间计的伪造。毛泽东此时并不想整周恩来，但又不放过每一个控制周恩来的机会，故意不表态，反倒把有关材料作为悬案存档，并由江青保存，让周恩来十分寒心，成为周晚年的一大心病。其实，毛泽东早就把周恩来的各种材料交江青保管。
江青利用红卫兵批判二月逆流活动，有意把火引向周恩来，授意一些大专院校红卫兵充当反周恩来的急先锋，北京街头出现“揪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大字报。江青向外事口红卫兵透露中央即将要揪更大走资派的虚假消息，外加周恩来身边的一个秘书错判形势，秘密向北京钢院红卫兵提供周恩来的黑材料和错误信息，社会上又一次出现反周浪潮。周恩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不断遭受江青在背后组织的围攻批判。好在林彪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并要军队方面支持总理。毛泽东身边的王海荣、唐闻生写信向毛泽东报告这一现象，毛深知眼下维持大局还离不开周恩来，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又给江青写条子“你要出面保总理”，社会倒周之风才得以刹住。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不难处理，让毛泽东最担忧的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造反派组织对立。陈再道一介武夫再不能容忍造反派的嚣张气焰，凭借手中军权，3月16日武汉军区全线出动，逮捕工总、二司头头和骨干，半个月逮捕3000多人，武汉社会顿时平静下来。林彪得到陈再道镇压武汉造反派的报告，考虑三天，4月3日起草一了个新的《军委十条命令》，强调要正确对待群众，规定部队不准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要求把抓捕的群众一律释放。草案送交中央文革，经王力、关峰修改后呈送毛泽东审批。4月6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发”。
《军委十条命令》又给造反派撑了腰，扭转军队支左大方向。随后在4月13日中央发表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4月中旬江青和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负责人，点名成都、武汉，要造反派好好冲一冲。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宣布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吴德、谢富治为正、副主任。5月7日，中央发表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为造反派撑腰打气。
《军委十条命令》下发后，武汉地区被打下去的造反派兴高采烈，连日游行欢呼，与支持造反派的部队串连一起，反击百万雄师，到处都是打倒武汉的谭震林式人物陈再道的标语。百万雄师的群众对此无法理解，与造反派对立情绪更加严重，提出“以武斗制止武斗”的口号。其他省市的造反派同样受到鼓舞，重整旗鼓再次冲击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承认前一段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求军队转过来支持自己。对立面群众组织被激怒，与造反派组织拼死相斗。这样的一反一复，更加剧了两派武斗，大量动用枪炮，甚至还有坦克，成为真正的内战。毛泽东称夺权运动使得中国回到“八百诸侯国”时代。
两派组织都宣称誓死保卫毛主席，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相互之间却打的个你死我活。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依靠工人造反全面夺权计划不现实，为收拾自己一手制造的乱局，提出大联合、三结合口号。第一步先实现各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同时由中央文革选定几位老干部，要他们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授意造反派也支持该老干部，再加上地方军区派出的军代表，这样，军代表、老干部、造反派头头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就算完成“夺权”了。然而，各派头头一心想要独家掌权，对大联合不感兴趣，任凭周恩来怎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到头来谁都不肯退让。就连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也分成两派，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分出来414派，还提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理论。
针对造反派迟迟不能联合，毛泽东又有了新设想：派遣得力工作组，以中央名义到各省实地调研，就地解决问题，促进两派大联合，确定老干部人选，做好军区工作。由大联合后群众组织的头头、老干部、军代表三结合，组成领导班子，成立革命委员会。一个省一个省地照此办理，必能稳定乱局。
六十年代初期，在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中，王力是中共主要的的笔杆子、理论家，后成为彭真的主要助手，是“二月提纲”的重要起草人之一。二月提纲受到批评，王力反戈一击，揭发有功，受毛泽东赏识，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得力干将。陶铸倒台后，毛泽东又任命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此次毛泽东点王力为主将，派谢富治、余立金等协助，文武结合，前往昆明，贵州、成都、重庆解决两派武斗问题。派出不久，毛泽东急于搞出一个样板，决定以武斗最严重的武汉为突破口，亲自出马解决问题。遂命令王力、谢富治、余立金由重庆立即赶往武汉，与杨成武、李作鹏、汪东兴以及北京三司红卫兵代表汇合，组成海陆空警红卫兵文武齐全的工作组，周恩来打前站，秘密进驻武汉东湖宾馆。
中央对武汉形势已经作出判断，认为三钢三新是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犯了方向性错误，应指示陈再道、钟汉华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要给他们做工作，向工总靠拢。毛泽东认为军队在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是没有经验，没有教育而至，不能不教而诛，让周恩来出面做陈再道的工作，希望陈再道改变立场，然后实现大联合。林彪暗中希望武汉形势进一步恶化，好让毛泽东不得不改组武汉军区，趁势追查陈再道的后台徐向前，从而把自己的势力深入至华中地区，在军委形成一山独大局面。叶群私下整徐向前材料，通过驻武汉的空军部队副司令、林彪心腹刘丰，经杨成武之手送交毛泽东。刘丰按照林彪命令，公开宣布武空部队支持三钢、三新，揭发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对抗毛主席，军队支左的分歧公开化。陈再道经过周恩来几番劝说，勉强承认了错误，毛泽东立即接见陈，予以安抚。
江青趁总理不在北京，利用红卫兵大批刘邓陶，向元老派施加压力。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信息，大批出动，在中南海墙外搞起“揪刘火线”，用高音喇叭向墙内呼喊要求揪斗刘少奇。陈伯达对此并不积极，林彪叶群更无动作，只有戚本禹指挥红卫兵在墙外的空喊。18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江青授意下，对刘少奇抄家、批斗，然后将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看管。
在武汉，7月18日王力、谢富治送走周恩来后，连夜到造反派钢工总总部会见群众。19日凌晨钢工总广播车在全市高音播放王力讲话录音，百万雄师群众都知道中央代表团支持三钢三新，严厉批评军区，而且还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摆在百万雄师大大小小头目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投降，要么以攻为守，拼死求生。7月19日下午，王力在军区礼堂向支左部队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指示，并以理论权威身份讲解。
八二零一部队是武汉军区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文革初期在陈再道指挥下担负起保护省委领导干部任务，后来又担负支左任务，公开表态支持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得知王力的表态就炸了锅，不满情绪变成愤怒声讨，部队失控，指战员擅自集合，与百万雄师群众一起闯入东湖宾馆，将王力劫持到军区。住在宾馆另一栋楼里的毛泽东误认为是陈再道“兵谏”，慌忙从后门溜走。刘丰的武空部队将毛泽东接到车站的专列中。周恩来林彪江青在北京紧急商议，周恩来再次前往武汉，林彪派遣曾思玉率部进军湖北。在周恩来劝说下，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到上海。王力死里逃生，数日后被营救。周恩来第三次飞往武汉，稳住陈再道，接王力回北京。
无论是北京还是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到处都是打倒陈再道、讨伐百万雄师的热潮。中央定于7月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大会，会场口号震天响，大字报传单满天飞。毛泽东在武汉受惊后，到上海冷静思考，意识到江青远不够成熟，势力还很弱，自己既离不开周恩来，又不能完全依赖林彪，更不能把元老群体赶尽杀绝。毛泽东作出新的决断，向中央发出明确指示，“今后的中央碰头会一律由总理召集”，指示在25日的天安门群众大会上，无论口号和发言都不要点名，只提“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和“百万雄师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
出乎意料，林彪主动参加天安门广场大会，在城楼上向蒯大富等红卫兵代表发出煽动性的话语，指出武汉事件是全国性的，要红卫兵们对全国各地的陈再道人物抓住不放，再立丰功伟绩。林彪以其独特的拉长高音带领百万群众呼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陈再道！”等口号
陈伯达起草致武汉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公开信，毛泽东予以修改，特别将“党内军内”四个字改为“武汉地区”四个字，王力作印刷前的校对，理论家忽视了毛泽东修改文字的深层次用意，又将“武汉地区”四个字改回“党内军内”四个字，给自己埋下当替罪羊的伏笔。
第三阶段 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
毛泽东下令大量武装左派，军区不惜鱼死网破，抗争到底，两派武斗急剧升级，形成内战。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揪斗陈毅，周恩来以身作盾保护陈毅。王力鼓动造反派夺取外交大权，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国在世界处于孤立。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形势危急，内乱添外乱，毛泽东做出重大战略调整，抛出王力关峰作替罪羊，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反过来要造反派“还我长城”，提出结束文革的十项大政。总理出面收拾乱局，纠偏补漏小心谨慎。各省市革委会由军代表控制实际权力，国庆节元老们登上天安门。林立果进空司积蓄力量，江青为自己历史洗刷涂红。
7月25日天安门百万群众大会以后，各地军区并没有改变立场，而是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镇压造反派，内战继续升级。避居上海的毛泽东对全国形势的判断又变得严重起来，认为三分之二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8月4日以毛润之署名单独写给江青一封信，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当前文化革命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
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向下传达后，后果极其严重。群众组织明目张胆地抢夺部队武器弹药，从一般轻型武器到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导致武斗大幅升级。8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事件，文化大革命进入最为动乱阶段，成为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战争。
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委会，两派各不相让，8月，发展至地方驻军参与的大规模武斗。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3750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1944人，多为林场职工和家属，两座军营遭炮火攻击，230名官兵伤亡。
湖南怀化造反派接管劳改农场，军队奉命进驻遭武力阻止。囚犯们被编成敢死队，向军队进攻。军队奉命镇压，37700人死伤，其中13300人死，军队伤亡430人。
除战场上死人外，各派私设公堂成风，随意揪人关押拷打，甚至处死。造反派纷纷进京避难，控诉军区的所作所为，情绪激昂。
四川宜宾地区两派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的还是刘邓黑干将”激烈斗争，中央文革明确表态说刘、张是长期受李井泉、廖志高迫害的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非但未能制止武斗，反倒使武斗急剧升级。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介入，武斗双方共计17万人，伤亡43800人，其中死21100人，时间从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实施军队戒严15个月。
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从1967年4月的辩论开始，迅速升级，从斗殴、武力冲突、千人武斗，到7月8日首次使用枪弹，打死九人。重庆是国家军工生产基地，八一五派得到驻军支持，枪支弹药充足。反到底派占据了最重要的军械制造厂，装备占据优势。武斗升级使用了高射炮、坦克、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从8月8日到28日，3次大战战死数百人，双方杀红了眼，竟然杀俘。迄今在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掩埋404具武斗死难者，两派墓碑上都刻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誓死保卫毛主席 ”之类挽词。
中央文革小组对外地军区无能为力，授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和打倒陈毅。周恩来出面保护，反遭江青训斥、辱骂和奚落，周恩来坚持对陈毅可批判不能打倒的态度。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事口造反派，表扬造反派打倒陈毅的决心，鼓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江青、康生夸王力讲得好，给王力撑腰。“王八七”讲话大量散播，传遍全国。
周恩来以身为盾保护陈毅，自己病倒，外交部各级领导个个难逃批斗，正常外交活动几近瘫痪。外交政策受到影响变得更左，向世界各国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毛主席语录，鼓动当地人民起来革命，到处树敌。几个月时间与十几个亚非拉国家发生外交纠纷，有些甚至断绝外交关系。
王力八七讲话促使狂热的造反派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16日封闭外交部党委，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行使部长职权，整个外交工作失去控制，几天之后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揪斗英方人员的严重国际事件。周恩来深知事关重大，立即出面制止，一反以往苦口婆心劝阻态度，极其严厉地批评造反派的作法。中央文革一干人知道闯了大祸，陈伯达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外交事务由总理全权处理。
隐忍多时的周恩来审时度势，决定转守为攻。8月24日午夜，单独约见毛泽东的联络员杨成武，要杨带着王力的八七讲话材料，返回上海，向毛报告自己对局势危机的看法和忧虑，同时向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通电话报告。
所谓军内“一小撮”其实为数众多，看来是不惜鱼死网破，坚决武装抗争到底。现实让毛泽东感到极大震惊，毛泽东从不直接指挥军队，通过军队各山头领军人物的绝对控制以及自己在军队中崇高威望来控制军队的，一旦多数山头的领军人物起了二心，后果不堪想象。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调整战略，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反过来要造反派“还我长城”。周恩来的报告适得其时，毛泽东意识到再不采取重大措施，内乱添外患，到时恐怕就难收场了。8月26日毛对杨成武说，“王力、关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们抓起来。由总理负责处理”。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并且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栽到王力头上，要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传达最高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为了让周恩来竭尽全力出来收拾乱局，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过问起周恩来的健康，提出要批评“极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点名批评反周最力的造反派 “五一六”组织，稍后又对“伍豪启事”明确表态：“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这一系列举措让周恩来喜出望外，从文革开始周恩来就默默等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毛泽东定下文革收场的十条大政：形势大好；大联合；各派都要批判以我为核心；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群众；对坏人专政；搞好上下级关系、训练干部、拥政爱民、斗私批修、依靠群众。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意图和方针，尽心竭力又小心翼翼地处理各派之间的关系，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封存武器，恢复生产，对武斗严重地区实施军管，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在此基础上成立革委会，为九大召开做准备。周恩来为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用尽浑身解数，在绝对不能触动文革本身的前提下纠偏补漏，选择三结合干部注重听从江青意见，对造反派头头以耐心说服与严厉批评相结合，做军区司令的工作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周恩来在党内本来就有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人脉，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代总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付崇碧等实权人物深为感动，更向周恩来靠拢。
9月中旬北京市成立以谢富治为首的领导小组，大张旗鼓地处理武斗事件，逮捕和惩处了一批头头，将二十万上京来访的受迫害造反派遣送回原地。9月下旬毛泽东返回北京。10月1日举行盛大国庆纪念大会，天安门城楼上由周恩来刻意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站列顺序，象征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在毛泽东、林彪之后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戚本禹、叶群。之后的军队负责人的顺序是张云逸、许世友、黄永胜、韦国清、陈锡联、韩先楚、肖劲光、李作鹏、吴法宪、余立金、潘复生、冼恒汉、李天佑、王新亭、邱会作、郑维三以及蔡畅、邓颖超、汪东兴、吴德、付崇碧等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参加庆祝活动。
上海1月风暴的夺权方式不仅再也没有出现，文化革命开始时被打倒的元老们又登上天安门，各大军区司令们不仅仍旧牢牢地掌握着地方军权，而且他们的部下作为军代表掌握地方革委会核心权力，他们的地位不可动摇，真正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表面上向毛泽东表忠心，内心已有鸿沟，对中央文革、对江青蔑视和排斥，毛泽东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毛泽东的全国夺权计划彻底流产。
内蒙古自治区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其来龙去脉迄今尚未弄清，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以及延续到1968年8月以后的知识青年前后有56200人被杀害，377000人被关押，355万人受到冤案打击迫害，占全区人口的四分之一。
对毛泽东来说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必须在刘少奇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用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毛泽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要周恩来负责此事。回北京后立即召集会议，提出要把刘少奇定案问题作为九大准备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之前落实。周恩来接受任务，对专案组强调“既要大胆设想，又要认真核查”，工作进展迟缓。毛泽东心急如火，撤换周恩来，让江青、康生接管刘案。
林彪自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宣布为接班人后，深感毛泽东对自己的戒备。杨成武取代罗瑞卿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从不向林彪透露毛泽东的任何消息。空军政委余立金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与周恩来沟通，对林彪同样守口如瓶。林彪当面命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成武停止给叶剑英等几位老帅送军委文件，杨竟然拒不执行。林彪最看重儿子林立果，将其安排到空军司令部，授意吴法宪对林立果全面开绿灯。吴法宪对林立果毕恭毕敬，林立果周边聚集了一批少壮派年轻军官，在空军内部形成一股势力。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发现有红卫兵组织和军委来人秘密调查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材料，在社会上已经流传开来，显然是想要把江青名誉搞臭。张、姚判断是戚本禹、林彪两条线的各自所为。江青听从张、姚建议，由张、姚对江青的历史材料加以赞誉之词，送交中央。毛泽东批示“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性格的”。叶群用人代笔以林彪名义再加吹捧之词，江青不仅把自己的历史彻底洗刷，而且变得更红。江青亲自下令逮捕戚本禹和自己的秘书阎长贵。
第四阶段 1968年2月至1968年10月
右派元老趁势反扑，外交部司局级干部要求平反，矛头直指江青。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泽东夸大敌情，劝说毛泽东舍弃杨、余、付。黄永胜任总长慢待江青，遭斥骂。张春桥在上海遭炮打，调入中央跟定江青。江青搞定刘案材料，周恩来违心签署批示。各地方造反派惨遭镇压仍誓死不屈，全国武斗迟迟不能结束。毛泽东决心改天下大乱为天下大治，发布七三布告，派身边心腹组织工宣队进清华，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学生上山下乡，高干子女参军入伍，老干部群体亮相复出，全国各省除台湾外一片红。十二中全会制造全国最大冤假错案。
元老们得知毛主席下令逮捕王力、关峰、戚本禹的消息，无不兴奋异常，凭自己的感觉认为，毛主席信任的终究还是我们这些共同打江山的老同志。二月初叶剑英找毛泽东汇报工作，斗胆向毛提出：“去年根本不存在一个二月逆流问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完全正常。给老干部定罪，完全是王力关峰戚本禹他们搞的，我要求平反”。毛泽东沉吟片刻，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
自从周恩来主持文化革命收场工作以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经常私下聚会，杨成武、付崇碧也频频参加，如今王关戚被逮捕，都误认为主席认识到错误，要扭转方向，不失英明伟大。趁机为所谓的二月逆流翻案，要揪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幕后黑手。付崇碧派卫戍区军人将红卫兵批斗的所谓走资派、叛徒、黑帮，包括彭德怀在内，全部保护起来，不允许红卫兵们再进行批斗，并搜走黑材料。国防科委党委把是否拥护聂荣臻作为评选积极分子的前提条件。外交部动静更大，2月13日九十一名司局级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说打倒陈毅是阶级敌人的政治阴谋，必须批判，幕后黑手一定是阶级敌人，要揪出来。名义上批判王关戚，字里行间的矛头直指江青。
北京地院东方红、北外红旗等红卫兵认为走资派在猖狂反扑，积极收集材料，连续开会，派谭厚兰找江青紧急报告。
江青得知怒不可遏，立即向周恩来告状，第二天和陈伯达、康生前往毛家湾，登门拜访林彪，告知右派反扑的严重形势。林彪正不甘心空担接班人虚名，老帅们的反扑给林彪带来机遇。听完情况介绍，林彪总结说，正是由于对刘、邓、彭德怀以及二月逆流老帅们斗争不彻底，才造成他们今天的反扑，同时指出杨成武、付崇碧“一个劲地往那边跑”，就是盼着他们出来掌权，目的是要推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完全赞同林彪观点，林彪趁机亮出底牌：以黄永胜取代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位置，得到江青认可。五人商定一起去见毛泽东作汇报。
毛泽东在中南海深宫少出，戒备森严。终日陪伴身边的是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团战士，个个身怀绝技，以及众多女服务员、机要员、医护人员，人人年轻貌美，只有周恩来、林彪、江青等极少数人才能求见。毛听完五人的汇报，召周恩来作指示：“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是无事生非，用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客观上是搞右倾翻案”。“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不会实现团结，只能混战一场。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党中央”。
周恩来向老帅们传达做工作，要求老同志忍耐负重，经受考验。元老们再也不敢造次，都闭上了嘴。中央文革在全国又一次掀起反击右倾翻案活动风高潮。
江青与张春桥向毛泽东报送有关二月逆流黑干将以及上海一月风暴被打倒的陈丕显、曹荻秋等老干部们进行翻案活动的大量材料，让毛泽东又一次感觉到存在着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危险，对这次右派反扑的危害不可低估。叶群在江青面前编造黄永胜多么尊敬江青的假话，极力推荐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江青本来对黄永胜无好感，此时正急于回击右派翻案风，需要林彪的支持，姑且同意林彪、叶群提出的这一条件，彼此达成交易。
3月9日付崇碧带人进钓鱼台，汇报有关江青要的鲁迅手稿情况。江青突然演出现代白虎堂戏，大发雌威，说付崇碧闯钓鱼台抓人，向周恩来告恶状。叶群唆使吴法宪诬陷余立金秘书与杨成武女儿关系不正常，逮捕余立金秘书。中央文革集体向杨成武发难，当面要杨承担责任，必须处理付崇碧。杨气愤不过病倒。本来无中生有的事情闹大后，江青找毛泽东当面告状，说付崇碧仗背后有人，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带两汽车人全副武装闯入钓鱼台抓人，中央文革集体要求杨成武批评卫戍区，杨成武胆敢公然抗拒。
火候已到，林彪面见毛泽东，说已查实余立金是叛徒，杨成武与余立金、付崇碧勾结，夺吴法宪、谢富治权，还要把更多的军区司令拿掉，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林彪说中了毛泽东内心的隐忧。毛泽东不是看不出林彪趁机拉帮结派的意图，只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决定先采纳江青、林彪的建言。
3月23日夜，吴法宪亲自带人逮捕余立金。李作鹏、邱会作带人逮捕杨成武。谢富治通知付崇碧来开会，宣布温玉成接替付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将付崇碧转移软禁。24日晚，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军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台下第一排就坐，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列坐主席台，林彪宣布中央决定：杨成武与余立金勾结，夺空军吴法宪权，与付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有野心，排挤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毛主席决定撤销杨余付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江青、陈伯达分别讲话，继续揭露批判杨余付。会场掌声口号声震耳，拥护中央决定。会议开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由幕后出面向大家问好，掌声与口号声雷动。只有陈毅在会后走出会场仰天大笑。
林彪把张春桥视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3月底上海再次爆发炮打张春桥高潮，毛泽东闻讯后对江青和谢富治讲，这次是军内有人在搞小动作，台上握手台下踢脚。毛决定把张春桥调到中央，张到北京后，江青向张交底：“有人对你不放心，主席心里有数，我心里有数”。张春桥辗转反侧，横下一条心，写下“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豁出去了”之类话语。
黄永胜就任总长、主持军委办事组日常工作后，不但没有主动向江青示好、效忠，相反，在请示过毛泽东后将有关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之类文件不再报送中央文革。5月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指着黄永胜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对她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宣布停止黄永胜吴法宪参加文革碰头会资格，取消黄永胜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毛表态“不要理她，黄照样当团长，率团出访”。有了毛泽东的表态，周恩来带着黄、吴、叶到钓鱼台登门拜访江青。江青把黄、吴狠狠训斥一顿，说你们的地位都是老娘给你们挣来的！毛泽东觉得江青闹得过火，要周恩来主持开江青检讨会。江青非但不检讨，照样发雌威，毛示意汪东兴出面，批评总理太迁就江青，周恩来仍然要求黄、吴克制。
江青不负重托，指挥刘案专案组日夜奋战，诱骗逼供，勒取伪证，屈打成招，断章取义，整理出三本罪证材料。江青以愤怒、仇恨词语加以批示，报送中央。毛泽东要求康生、周恩来也加上批语，康生附和。周恩来早已看出材料的虚假，本想置身事外，但在逼迫之下无处逃遁，经历一番内心挣扎和良心拷问，最终还是保持晚节、顾全大局为上。9月25日周恩来在刘少奇材料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批语极其严厉，词句与江青如出一辙，并以此歌颂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向毛泽东再表忠心，而内心备受煎熬。至于邓小平，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在私下谈话中就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分开来，周恩来看得出毛的用心，因而敢于对林彪、江青的批邓意见不予理会。
自从毛泽东发出“还我长城”指示后，造反派如堕深渊。
5月，安徽蚌阜、淮南造反派因被排斥在革委会之外而发动第二次造反，包围两地革委会，占据交通要点，长达12天。毛泽东派汪东兴带队，和中央文革调查组共同前往调查。中央文革定性其为反革命性质，从合肥调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进攻淮南造反派据点。35天内7300人伤亡，其中死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参与武斗的双方的都以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为己任，却演出了如此人间悲剧。
韦国清在广西宣布造反派是反动组织。4月，广西南宁两派组织共130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处武器库被抢劫一空，停在铁路上的援越武器被劫掠。武斗延续4个月，175000人伤亡，其中死101000人，报失踪33115人。就连周恩来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杀。造反派仍不屈服，誓死顽抗。造反派头头跑到北京求救，中央文革拒而不见。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联络，图谋成立全国性造反派组织，蒯大富、韩爱晶避之不及。
武斗迟迟不能停止，毛泽东终于失去耐心。7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名发布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交出武器。7月24日再发布告，口气更为严厉。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两派武斗由拳脚棍棒长矛发展到枪支后，绝大多数学生、教职工逃离学校，参加武斗的大学生为数不过二、三百，两派都打着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号。团派占了上风，414派处境危难，向外呼救。七三布告发布后，双方都不肯交出武器。毛泽东决定以自己身边的8341部队部分干部为核心，发动北京3万多工人，一起进入清华制止武斗。7月27日浩浩荡荡开入清华，两派武斗头头和队员事先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和消息。
蒯大富发现所有对外联系被中断，误以为中央发生了政变，下令抵抗。团派武斗队员真敢豁出命来，造成工宣队员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恶果。毛泽东得知，连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讲明原委，对造反派予以批评的同时，对蒯大富误以为中央发生政变而下令抵抗一事，难抑怜爱之情。数日后，毛泽东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向工宣队赠送芒果。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瞬间解体，全国各地的武斗终于停了下来。
文革进行了两年半，学生不能毕业，学校已经容纳不下。自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基本上没有建造住房，市民住房拥挤不堪。社会生产停顿，全无就业机会。“老三届”学生成为随时都会爆炸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毛泽东不愧为英明领袖和伟大导师，向青年学生发出“上山下乡”伟大号召，巧妙化解了危机。全国数千万在校学生几乎尽数被打发到农村和边疆，老干部子女则大多得以参军入伍，一代青年告别运动喧嚣和所有亲人，从此走上蹉跎岁月。
据1978年“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调查统计资料，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委会、政法部门、军管会报案、备案的伤亡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武斗事件共计9790起，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人数共有227300人。其中大部分事件都发生在1967至1968年，这时国家已处于分裂与内战的边缘。毛泽东及时悬崖勒马，改天下大乱为天下大治，打发学生上山下乡，加快解放老干部，强调各派团结，推选出群众代表，由这三种人组成三结合革命委员会，重建地方政权。结果是造反派组织被边缘化，老干部重新掌权，军队介入地方，武斗终于平息下来。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报刊邮票发出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庆祝，有人提醒还有台湾，才急忙改口，可见当时人们的注意力全在文革和内战上了。
康生提供对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审查结果绝密报告，其中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数占71% 。毛泽东将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吴德、刘子厚等十名后补中央委员升为正式中央委员，又加上徐海东，勉强凑够半数，10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会前江青与林彪单独谈话半小时，核心是九大政治局常委名额，林彪主张十一人，让黄永胜、吴法宪入常，江青越发警惕林彪的野心。林彪在开幕式上作报告，总结文化大革命，为九大做准备。江青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全会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做《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继续清算其叛党叛国罪行。会议商定1969年4月召开九大，毛泽东点头应允。
第五阶段 1968年11月至1969年4月
江青帮与林彪集团围绕九大政治报告和权位分配进行明争暗斗，陈伯达投靠林彪，拟九大报告草案强调革命要推动生产力发展。张春桥草案强调继续革命理论，毛泽东大加赞赏。中苏边境爆发流血冲突，毛泽东号召深挖洞，加快向大三线战略转移，做战争准备。九大召开，毛泽东把国内政局稳定和全党团结放在首位。元老复出、老帅复位，与会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作出表率，限制江青入常，政治局委员顾及各山头，林彪集团干将控制军委办事组，九大决议和新党章规定林彪为接班人。
十二中全会之后，就九大政治局常委人选问题，江青与林彪转入明争暗斗。江青以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理论水平不高为由，向毛泽东吹风，觊觎副主席位置，力争张春桥、姚文元入常。毛泽东自夺权计划流产后，自知又闯了一次大祸，急于召开九大稳定全国大局，深知军队作用举足轻重，针对江青急迫抓权心态，告诫江青不可锋芒毕露，要以团结为重，放眼长远。
林彪对江青贬低自己在十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事耿耿于怀，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将了江青一军，表白自己水平不高，推辞在九大上作报告，恳请毛主席亲自来作。毛泽东不再顾及江青面子，明确九大报告还是由林彪来做，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江青不要横加干涉，强调全党团结。另一方面，毛泽东特别指定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大批被打倒的中共老帅、元老，要让他们都当选九大代表，彰显团结，以此平衡林彪集团一家独大的趋势。江青继续抓林彪十二中全会报告的把柄，以批判周扬为名，指桑骂槐上纲上线，影射林彪，逼林彪表态，以致毛泽东出面干预。
九大前夕，江青与林彪之间的明争暗斗早已不是秘密，江青与张、王、姚形成四人帮，其社会基础是中央和各地方革委会中的群众组织代表，最大的政治资本是与毛泽东特殊的亲密关系。林集团有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唯林彪马首是瞻，中央和各地方革委会的军代表大多为林彪四野山头。两个阵营界限分明，彼此鄙视、戒备对方。这就逼迫高层的每个人做出选择。通过细心观察以及凭自己对毛泽东的了解，康生判断林彪当接班人只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内心还是倾向江青，因而对江青越来越谦卑，甘愿做江青的个人顾问。而陈伯达恰恰相反，越来越难以忍受江青的盛气凌人，看好林彪会接班，因而与江青逐渐疏远，私下向林彪集团靠拢。而林彪、叶群则极力拉拢、抬捧这位理论家。陈伯达频繁造访毛家湾，成为林彪家的座上客。
陈伯达与周恩来、林彪进行过交流，对于文革之后应当尽快恢复经济建设有共识，拟定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报告，强调文化革命应当落实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毛泽东极为不满，江青张春桥更是批判其为“唯生产力论”。江青指令张春桥、姚文元甩开陈伯达独立起草。林彪召集九大报告起草准备会，赞同陈伯达观点，贬低张、姚。
邓小平向毛泽东多次写信表示悔过和效忠，毛泽东需要留邓小平备用，给陈伯达布置九大报告精神时特别指出对邓小平要予以保护，不点名。陈伯达有意不向张、姚透露毛泽东的指示，让张、姚版九大报告中出现打倒邓小平的语句，并借此进行攻击。四人帮向毛泽东状告陈伯达扣压主席指示，耽误了九大召开。毛泽东索性决定张、姚另起炉灶，各自独立起草。
张春桥胸怀大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不负重托及时提交张氏九大报告版本，重点在总结文化大革命，论述继续革命理论，毛泽东甚为满意。陈伯达绞尽脑汁终于完稿，却被毛泽东原件退回。
自从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口号响彻全国，中苏两党关系达到冰点，两国关系完全断绝，边界局势紧张。毛泽东对毛远新寄托厚望，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并任命陈锡联为司令，辅佐毛远新。
苏联边防军在黑龙江中间的属于中国一侧的珍宝岛上巡逻，1969年3月15日，遭遇中国边防军设伏突袭，之后又发生两次交火，苏方损失惨重，吃了大亏。苏军在边界大规模集结，陈兵百万。九大会议期间，4月13日苏军进入黑龙江珍宝岛、新疆铁列克提和巴尔鲁克。毛泽东判断苏军即将大规模入侵，勃列日涅夫已经做好发动核打击的准备。毛泽东决心以人民战争应对，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全国大挖防空洞，加快向大三线做战略转移。毛泽东认为，如果战争爆发，民族矛盾必然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政局的稳定和全党的团结就应放在首要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民主的大会，以准备打仗。
毛泽东亲自拟定老中青、右中左两个三结合的九大代表名单，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强调团结，强调整党和重建党。林彪宣读张春桥起草的政治报告，强压心中不满磕磕绊绊。康生做修改党章报告，把林彪做接班人写入党章，不过是个空头衔。
珍宝岛前线指挥员孙玉国受毛远新推荐，出席九大，受到毛泽东、江青表彰接见，代表军人发言，成为九大新星。王洪文代表工人阶级发言，一步登天。监禁中的刘少奇满腹冤屈无处伸，绝食抗议。
为表现出全党团结，反击帝修反的攻击污蔑，毛泽东决定采取代表们自由选举的形式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做出表率，不允许萧力、毛远新进入中央委员名单，反对江青入常，甚至提高到“不要给帝修反反共反毛提供炮弹”的高度。
武斗后期毛泽东对造反派既已失去信心，要达到天下大治，还须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出来担任领导工作，前提是他们必须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群众对自己的冲击、火烧。为此毛泽东煞费苦心，让纪登奎代表被打倒的老干部作大会发言，强调“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且得到群众谅解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同时要求左派一定要体谅老干部。毛泽东给叶剑英、陈毅当面交底，要求他们配合，作出高姿态表态。为使元老能够当选，毛泽东指令周恩来、康生出面作左派代表的工作，亲自保“老右”过关，“老右们”终于如数当选。
毛泽东指定周恩来任组长，与康生、黄永胜组成三人小组，商议政治局人选，其他人一律不准搞秘密活动。毛泽东先听取三人小组意见，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考虑到战争即将来临，不能只依靠林彪一个山头，还须稳定军队各个山头，最后拿出名单一锤定音。
政治局常委最难定夺，毛泽东最终采纳董必武建言，延续上届的五人，即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常委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自认为既可掌控，对外又最大程度地显示了稳定和团结。陈伯达万没有想不到自己的常委地位竟然会得到保留，对毛泽东、林彪感激涕零。江青眼下要受些委屈，被排除在常委之外，方可消除林彪和老帅们的顾虑。
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既有林彪集团骨干黄吴叶李邱，又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其余照顾了各个山头的老帅，有叶剑英、朱德、刘伯承、董必武，以及四方面军的猛将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等。考虑到战争来临还须有人保驾，毛泽东特别指定汪东兴为候补委员，还有李德生、李雪峰、纪登奎另外三名。
接着下发军委组成名单，主席毛泽东，第一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五位老帅列为军委副主席，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除叶、李、邱之外，其他几位是李德生、谢富治、刘贤权、李天佑、温玉成，林彪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感到十分满意。闭幕会上毛泽东作精彩讲话，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的必要性，以及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的重要意义，强调团结，强调整党和重建党。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天下大乱局面又回转为天下大治，只是军人占据了各级领导中的重要位置。
第三时期 毛泽东改变接班人，林彪集团抢班夺权
（1969年5月至1971年9月）
第一阶段 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
苏联密谋动用中程导弹核武器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毛泽东下令紧急疏散。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发布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触及毛泽东敏感神经。毛泽东不愿承担国家主席义务，更不愿林彪当主席。林彪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得到普遍赞同。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多数与会者强烈呼吁设立国家主席，对张春桥不点名批判，发泄怨恨。毛泽东再次雷霆大发，以危言要挟，扬言谁要再说设立国家主席就是要我的命。毛泽东以先打击孤立弱小之敌战术，拿陈伯达开刀，稳住林彪。
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被拆散，江青一伙除空头政治局委员外，不再担任什么职务，成散兵游勇。九大闭幕后两个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召集王洪文、徐景贤等秘密会议，针对九大以后形成军事官僚体制、军人在革委会中起主要作用、地方党委的决定要拿到军区党委讨论现象商讨应对之策，矛头直指林彪、陈伯达。事情很快被林彪集团侦知。林彪对军委办事组发出三条规定：不许江青一伙进入军队，不许军队中有江青一伙的代理人，不许江青一伙插手军队工作。吴法宪遵照林彪旨意，在空军内部对林立果全面开绿灯，任其所为，林立果身边聚集起一批空军少壮派军官。军委办事组鼓动军队各军兵种掀起吹捧林彪副统帅、忠于副统帅的宣传教育高潮。
毛泽东虽然对林彪委以仅在自己一人之下的高位，且重用林彪集团的干将，然而在接班人问题上另有打算。九大之后毛带着张春桥亲自到苏州去看望林彪，从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谈起，试探林彪下一步打算。毛直接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到林彪不吭声，又指着张春桥问：“你看小张怎么样？”林彪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黄永胜作为林彪推荐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毛曾经拐弯抹角地要黄永胜明确表态究竟忠于谁。与罗瑞卿、杨成武不同，黄先是避而不答，后廻避不过，只好回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从此毛、林心结日深，毛泽东感到林彪貌似恭顺实则居心叵测，帮派死党抱成一团。林彪感到毛泽东对接班人另有考虑，预感自己前途凶险。
中国与苏联的敌对状况变本加厉，险些酿成中华民族的又一场空前灾难。
8月，新疆裕民县中苏边界又发生流血冲突，苏联军方提出动用中程导弹核武器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计划，得到勃列日涅夫批准同意。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就此向基辛格作了通报，本以为美国一定不会反对。不料尼克松、基辛格都认为中国强大制约苏联符合美国利益，苏联一旦发动核打击，中国必然报复，美国也很难置之度外，所产生的核污染有毁灭地球的危险。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向苏联明确无误地表达反对苏联向中国进行核打击的立场，同时故意将这一消息泄露给媒体，让中国做好准备。
9月11日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参加胡志明葬礼，从越南返回塔什干，与中国沟通后直飞北京，在机场与周恩来会谈，经磋商，双方同意各自从边界后撤。
9月23日中国成功地下核爆一颗2.5万吨级原子弹，29日空投核爆一颗300万吨级氢弹。美国认为这不是核试验，而是战前检验。
苏、中商定10月23日苏联代表团来北京谈判。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极其严重，判断苏联很可能会以谈判为烟雾发动突然袭击，毛泽东决定立即疏散，自己到武汉，林彪在苏州抓战备，所有老帅必须在10月20日之前离开北京，周恩来汪东兴留京督办完成疏散任务。9月30日，林彪、黄永胜视察南苑机场，当晚在机场跑道放置障碍物，防止苏联空降部队突袭。
10月18日是苏联代表团来京前的5天，林彪以军委副主席、中央副主席名义口授6条命令，紧急动员全军、全国处于备战状态。黄永胜上午接到林彪书面命令，下午9时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之名向下布置传达，全军迅速进入一级备战状态。到了深夜，黄永胜才向毛泽东电话报告请示，毛泽东大吃一惊，问明来龙去脉，叱令黄永胜将这个命令烧掉。第二天军委办事组把林彪第一号令密件送抵，毛泽东看后将其烧掉以泄愤。
周恩来听取外交部长乔冠华汇报，说苏联外长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冲突，又收到林副主席第一号令。23日苏联代表团到北京，双方开始边界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但是并未发生战争。
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中国导弹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已做好预防和报复准备。勃列日涅夫向军方发问，能否保证中国的核弹一颗也不会落入苏联境内，无人应答。基辛格向苏联明确表示：美国与中国利益攸关，美国已经批准对苏联的核战计划，签署了核报复命令，一旦苏联核弹发射，美国认为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勃列日涅夫大骂美国出卖了苏联，柯西金讲美国这是讹诈，但中国的确做好了准备。苏联就此放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计划，更不打算入侵中国。
苏联入侵的威胁解除，中共高层内部矛盾凸显。黄永胜发布“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一事触及到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从起草九大报告中的意见分歧上，毛泽东就发现林彪对结束文革的想法和自己并不相同。九大之后林彪集团积极扩充实力，儿子林立果在空军青云直上，如今林彪竟能够擅自动员全国军队，引发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武斗后期毛泽东就已对群众组织失去了信心，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军代表权力最大，其次是老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只是表面形式。九大之前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群众组织代表还能算作中央文革的社会基础，九大之后，各级领导机构中的群众组织代表对于江青帮已经没有意义。周恩来早已吃够了群众组织的苦头。对于林彪集团和军代表来说，领导班子中的群众组织代表实属多余。那些曾经向群众高姿态表态、得到解放、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老干部们和群众组织代表更是格格不入，他们对运动初期受冲击的怨恨情绪并未真正放下。进入1970年，国内外形势稳定下来，把群众组织代表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就提上了日程。然而，清除这些人的同时决不能对文化大革命产生负面影响，一个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就应运而生了。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在人大会堂召开的国家机关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发出彻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新指示。周恩来对这次运动作出最清楚的注释：“不看组织加入否，看思想体系！” 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担任领导工作的的群众组织代表几乎都成为重点，没有进入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头头们更是难逃厄运。清除运动与报复运动结合起来，波及无辜。全国大规模抓五一六分子数量惊人，时间持续数年之久，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残酷迫害和报复，又牵连多少无辜，无人统计。通过抓五一六运动，三结合领导班子变成为老干部和军代表两结合的领导班子，老干部的怨恨之气得到部分释放，一些地方官员作威作福比起文革以前更加趾气高扬。
毛泽东对造反派头头的悲惨境遇并无怜悯。早在1968年7月就说过，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通过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反对官僚主义，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让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时间，竟把中国退回到八百诸侯国时代，还差点引发中苏大战。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初衷，转而强调团结，依赖军队，重新使用老干部，舍弃造反派，又用了一年半时间，勉强把全国恢复到表面团结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完全流产失败了。
鉴于林彪的政治资本有很大程度是在鼓吹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积累起来的，毛泽东转而否定林彪的造神运动，指示凡文件中出现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林彪版权的副词一律删除，叱令拆除毛的巨幅挂象、语录，批评个人崇拜行动“讨嫌”，甚至骂为“王八蛋东西”。强调领袖威望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见到毛泽东过河拆桥又恶语伤人，林彪感到了毛泽东的猜疑，放出风来说自己身体不行，意在韬晦。
继九大重建党组织、结束文革之后，重建国家机构提到议事日程。1970年3月，根据毛泽东要求，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在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一事上，毛泽东颇费脑筋。进入七十年代年的毛泽东主要是以近臣传旨和召见各路诸侯的方式统治国家，迎来送往的外交事务和礼节仪式对毛泽东来说是沉重负担，尤其不愿坐飞机和出国。同时毛泽东又不愿意让别人当国家主席，尤其不愿林彪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便说出自己的真实顾虑，故提出修改宪法问题，对林彪进行试探。1970年3月8日毛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有关四届人大的指示，大意是：“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由谁当好？现在看来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林彪对于毛泽东提出张春桥作接班人一事一直惴惴不安，不会揣摩不透毛泽东的心思，经过多日思考，再三斟酌，在叶群极力撺掇下动了心，主观希望毛泽东的后半句话真的可以商量，为实现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自己当唯一副主席，或干脆自己当国家主席赌上一把，冒一次险。4月11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避而不谈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一事，直接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称“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表示，国家副主席“可设可不设”，自己“不再担任副主席职务”。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也许林彪自己真的对国家主席职务不感兴趣，他只是想让国家政治体制符合国际惯例，希望毛泽东能够按照常规管理国家。
林彪作出了上述表态后，立即得到除江张姚外，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委员的赞成。作为一个大国的象征和对外交往的需要，以及从国家管理方式上说，理当设国家主席。林彪的表态着实地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毛第二天就从武汉急忙赶回北京，在政治局会上重申自己决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之意，并向周恩来交了底。周恩来虽然得到毛的交底，但还是认为国家体制在形式上设主席为好，林彪作为副统帅当国家主席丝毫不会影响毛的领袖地位。就连康生也没有搞清楚汪东兴传达的话外之音，主持宪法修改工作感到无所适从。毛泽东认为林彪以尊崇毛泽东的面貌劝进，是自己觊觎国家主席之位，林彪已经直接掌握了军队，真要让他再当上国家主席，那还了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春桥为两报一刊八一社论提供稿件，对文革以来的标准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增加了四个字，成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陈伯达审稿，将“毛主席和”四个字删除。张春桥毫不退让，坚持要加。周恩来出面调解，请毛主席决定示知，再次引起毛的不快。实际上，张春桥的做法正是奉毛的旨意而为，这一事件已经彰显出毛泽东要直接指挥解放军的强烈愿望，毛在一年后还愤愤不平地说：“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
接着，在宪法国家机构一章中是否要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林彪发明的语句，吴法宪与张春桥发生激烈争吵。张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讲的“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讽刺”来影射、挖苦林彪。张春桥若没有毛泽东的授意，借他多大胆子也不敢这样说话。吴法宪自然要捍卫林彪，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泽东伟大的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进行回击，双方大吵一顿，映射出毛泽东“去林彪化”与林彪集团处处要彰显林彪两种倾向的博弈。
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回忆，在庐山会议前，林彪和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谈话，据吴法宪回忆，叶群事后向他披露了这次谈话内容：林彪请示毛泽东，说张春桥不赞成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表示要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毛泽东明知林彪要向张春桥发难为什么还这样说？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在1957年对付“右派向党进攻”时采用的引蛇出洞的手法。
林彪随后在开幕式上按照与毛的会前约定，讲了毛是天才，对宪法草案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写法予以称赞，虽然对张春桥不点名，却指出“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林彪讲话得到除毛泽东和江青一伙外全会场的热烈鼓掌。开幕式后布置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分会上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按照预定口径对张春桥进行不点名批评。
张春桥姚文元党内积怨太深，早已遭人仇恨，周恩来完全清楚林彪的矛头所指。周恩来亲眼看见开幕式前毛与林在密室单独进行过谈话，认为林彪讲话内容自然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而且毛泽东在林彪讲话时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因此，周恩来对林彪讲话表示赞同，并提议大会连放两次林彪讲话录音，再进行分组讨论。毛泽东尽管对此提议不悦，冷冷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周恩来、康生等都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更没有发现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产生了变动念头，从而使原定议程发生改变。
从24日起，各组转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林彪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四年前毛泽东向他亮明要发动文革之时，他开出了除去罗瑞卿的条件，两年前江青联合林彪反击右派反扑，他顺利除去杨成武、余立金，这次要除去张春桥，判断毛泽东也不会太认真反对，因而默许叶群在与会的心腹中间秘密串联、吹风，鼓动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据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事后揭发，叶群讲过“刘少奇能当国家主席，林总为什么不能当？这种人是逼林总下台，林总偏不！”，据广东军区司令丁盛事后揭发，叶群让林立果和黄永胜的秘书几次打电话 传达林彪指示，说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不然林彪没有地方摆。说主席年事已高，周围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帮文人包围，只要把张姚打倒，康生靠边站，江青就自然不敢张扬了。到那时林彪才能顺利接班。
陈伯达从林彪处得知，林彪在开幕式前征求过毛泽东的同意才做出这个讲话，故不再有顾忌，猛攻党内“陆定一式人物”，极富煽动性。虽未点名张春桥，人人也猜的八九不离十。吴法宪在分组会上跳得也很高，就连汪东兴也积极向林彪靠拢，鲜明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点名批评“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与会者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揪出“党内大坏蛋”。周恩来对张春桥遭批判乐观其成，陈毅也表示“有人在墙缝里反对毛主席，我也要把他揪出来”。汪东兴的表态直接影响了他所在的华北组，组长李雪峰、郑维三本来就对张春桥恨之入骨，九大以后向林彪集团靠拢，二人签署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副主席，要对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人“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六号简报印发大会造成很大影响。各组积极效仿。张春桥所在的华东组火药味更重，杭州军区司令、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与张春桥面对面发起猛烈攻击，就差点名揪人。组长许世友对“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人”也大张挞伐。整个会议气氛变得异常紧张，谁都不甘落后。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张春桥姚文元之所以敢于否定林彪对毛的吹捧之语，本来是在贯彻毛泽东“去林彪影响”的旨意，不料成众矢之的，十分惊慌，立即由江青带着去面见毛泽东。毛泽东一直在暗中监视林彪的一举一动，对事态了如指掌。我都六次说过不愿当国家主席了，你林彪还要这样搞，而且号召力这样大，就连四方面军山头的许世友、陈锡联等大区司令在林彪讲话后都主动上前握手祝贺，如果此次采取默认态度，让林彪得手，张春桥一旦被揪出，之后江青也难保，自己势必被架空，林彪还会得寸进尺。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与59年庐山会议和67年怀仁堂大发雷霆不同，此次毛泽东的反击行动采取“先打孤立弱小之敌”策略，稳住林彪，只拿陈伯达开刀，手法类似打倒刘少奇之前先拿下彭真。8月25日下午，毛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把会议搞偏，背离九大团结精神，讲明张春桥提法的发明权就是我。危言要挟“你们要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 “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就让谁当去！反正我不当！” 这等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公开化，把设国家主席和要我毛泽东的命联系在一起，看你林彪还怎样做文章。与会者再也无人敢提设国家主席之事，林彪想不到毛泽东会如此翻脸，一时措手不及，只好舍车保帅，与陈伯达划清界线，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整个形势急转直下。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那边厢吴法宪在的西南组一致通过增设国家主席、声讨某些人的决议，得知毛泽东表态，吴法宪顿时呆若木鸡。
毛泽东再次显示出伟大战略家的本色， 8月2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与林彪单独谈话，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然而在分组会议上对陈伯达、吴法宪穷追猛打，要陈伯达吴法宪叶群做检查，就连没上山出席会议的黄永胜也成了追查重点，而汪东兴一番痛哭流涕检讨后很快过关，揭发陈伯达的“天才论”有功。另一方面，毛泽东向周恩来、叶剑英打招呼作部署，轮番与非林彪集团的与会代表交底，向许世友、陈永贵等人讲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孤立林彪。
三天之后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新老账一起算，政治上判了死刑。全会转入学习《我的一点意见》，深入批判陈伯达阶段。周恩来康生奉命约谈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调查林彪一伙为设国家主席私下进行了哪些串联活动。同时，毛泽东再次与林彪单独谈话，刻意安抚：“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与对待彭德怀、刘少奇的方式如出一辙。黄吴叶李邱私下商议对策，约定做检查只说是受陈伯达欺骗，不能涉及叶群、林总。周恩来全力贯彻毛泽东批陈意图，同时还要注重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功绩和过问四五计划。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草草通过宪法修正草案，闭幕式上毛泽东又借题发挥：“你们有飞机大炮原子弹，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显然是朝林彪而来。生性倔强的林彪沉默寡言，与谈笑风生的毛泽东成鲜明对照。
第二阶段 1970年10月至1971年8月初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狠整陈伯达，把火引向林彪。黄吴李邱统一口径，顶住压力拒绝揭发。毛泽东要周恩来协助自己完成又一次历史性转变，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与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林立果秘密组织“联合舰队”，与南京江腾蛟，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结成“三国四方”，决心拼死捍卫副统帅。毛泽东撤换北京军区郑维山、李雪峰，任用李德生、纪登奎、谢富治控制京畿，向办事组掺沙子，召开军委批陈汇报会，向黄吴李邱施加巨大压力。林彪据理力争，五一节毛、林唇枪舌剑。毛泽东派线人监视林立果，筹划召开九届三中和四届人大，强迫林彪远离北京，入住北戴河，准备作检讨。
九届二中全会后，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继续阳奉阴违，有组织抱团对抗，只承认军人直筒子上了陈伯达的当，否认他们在庐山与叶群曾经有过私下的策划活动。毛林交恶，凸显周恩来重要地位，周恩来与康生出面对办事组成员又拉又打，黄吴李邱依然守口如瓶，死保林彪。叶群在毛家湾家中给黄、吴打气，要他们坚决顶住。这种情形对毛泽东的刺激远远超出这次庐山会议本身，毛泽东这才发现林彪集团不仅一头独大，而且抱成一团，结成死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书记处和北京市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为打倒刘少奇，许诺林彪为接班人，答应了林彪要除去罗瑞卿的条件。后来为反击右派反扑，除去了杨成武、余立金。召开九大为了彰显团结和应对苏修，让林彪集团控制了军委办事组。如今养虎成患。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以及3位组员叶、李、邱，都是林彪死党，其他4位李德生、谢富治、刘贤权、李天佑是自己人，双方人数对比是5比4 。另外一位关键人物北京军区司令温玉成，曾派人秘密监视林彪集团成员行踪以投靠江青，被林立果察觉，黄永胜巧妙反诬温玉成，江青中了离间计，温玉成被撤去北京卫戍区司令之职。取代温玉成的郑维山虽然不算林彪死党，但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和李雪峰一起兴风作浪，表现极其恶劣，显然是投靠了林彪集团。此外，空司和各军区空军部队都被林彪集团牢牢控制。海军、总后部队也都是林彪集团的天下。地方军区中，除北京军区外，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南昌军区司令陈世清、武汉军区司令刘丰政委曾思玉、杭州军区司令陈励耘以及上海警备司令王维国等都是林彪的人。作为军委主席毛泽东指挥不动军委办事组，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五位老帅名为军委副主席，并无实权，而且还不知他们怎么想。
建国后，毛泽东反对实现军队国家化，继续以党领导军队，具体说来就是凭借自己在军内巨大的威望，以及对军队各个山头领军人物的全方位绝对控制来领导军队，自己并没有直接指挥军队。现在看来出了问题。如何在维护稳定团结大局前提下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毛泽东不会再搞群众运动，而是要按照党委会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解决问题。好在毛泽东是玩弄权术的顶级高手，搞党内斗争驾轻就熟。
毛泽东先对吴法宪、叶群的检查作出批示，语言尖刻，敲山震虎。接着对林彪的最大政治资本来个釜底抽薪，全盘否定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活动，称之为“讨嫌”，号召干部学习马列原著，防止“受骗上当”。9月中旬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组成陈伯达审查小组。10月6日中央发布通知，宣布成立权力极大的中央组织宣传组，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大权和宣传权，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与林彪掌握的军委办事组形成两军对垒之势，为发起战略进攻做好组织上和宣传上的准备。
11月13日，毛泽东单独接见黄永胜，严厉批评黄永胜庐山会议不在前台在后台，黄永胜顶住压力既不承认也不揭发。毛泽东一时没有抓住林彪、黄永胜的具体把柄，遂决定通过狠狠打击陈伯达，把火引向军委办公组和林彪。11月16日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把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一起印发全党，要求党政军高层全面展开批陈整风运动。名义上批陈，实际上是要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林彪集团在党和军队的势力。毛泽东多次斥责军委办事组成员，要求军队“反骄破满”，野营拉练，甚至对黄永胜破口大骂，目的是要军委办事组检举揭发叶群、林彪，表态与林彪划清界线。
林彪见到毛泽东的许诺原来都是空头支票，矛头直对自己而来，充满怨恨和恐惧。黄永胜听从林彪授意，领导军委办事组顶住巨大压力，扣压毛泽东的批陈指示，按兵不动，拒不批陈。林彪向毛泽东当面进言：批陈要注意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影响，被毛泽东毫不留情地一口拒绝。林彪为黄、吴向周恩来通电话求情，无果。
林彪一方面暗中授意黄永胜继续顶住批陈，另一方面越来越寄希望于林立果。林立果已经组织起一支“可靠”的骨干力量，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刘世英，副处长于新野，秘书洪珍，党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沛丰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储，空四军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政委江腾蛟等一批少壮派军官。林立果和空军司令部的骨干分子秘密组织联合舰队，与南京江腾蛟，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结成“三国四方”，决心拼死一搏。林立果频繁到上海、杭州秘密活动，引起王洪文的警觉，布置线人侦测，发现空四军、空五军秘密改装高射炮为平射炮，加强歼击机火力行为，向江青汇报，引起毛泽东高度警惕。毛泽东亲自接见线人，称之为杨子荣，暗中严密监视林立果联合舰队行踪。
周恩来在一开始为维护党内团结作出努力，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扮演缓冲角色，希望林彪做些自我批评，对毛泽东有个交代，另一方面注意维护林彪接班人地位。由于军委办事组的抱团对抗无人揭发、出卖林彪，毛泽东就像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拉周恩来打倒刘少奇那样，不得不求助周恩来。毛泽东向周恩来坦诚交底，“每到紧急的历史关头，总是你站在我的一边，协助我挽狂澜、扭乾坤”，现在要周恩来协助自己完成又一次历史性转变。在必须做出抉择的情况下，周恩来表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坚决贯彻主席指示，不会像某些两面派人物那样，背着主席另搞一套”。毛泽东又从周恩来得知元老、老帅们对搞掉林彪普遍拥护和支持，大受鼓舞。针对林彪在军队已经形成一头独大局面，二人商定斗争策略：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架空林彪。北京军区事关重大，司令郑维山、政委李雪峰追随林彪，庐山会议跳的最高，决定先从北京军区下手。
38军虽是林彪指挥过的嫡系，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北京军区分别支持不同的造反派组织，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支持北京军区，向38军施加压力，与38军政委刘海清、军长王猛结下了宿怨。在中央批陈文件下发后，38军党委提交了揭发陈伯达的报告。张春桥、江青如获至宝，毛泽东找到了打破林彪集团壁垒的炮弹。12月16日毛泽东对38军报告作出批示，重点追问是谁允许陈伯达成为北京军区的太上皇？18日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批示，决定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党委扩大会，第二天周恩来就提交了会议具体安排办法报告，毛泽东当日批示，并指定李德生、纪登奎以及黄永胜、李作鹏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毛泽东在会前分别接见纪登奎和李德生，进行交底和布置任务。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的陈永贵等人也曾跳得很高，会后受到毛主席接见，明白了原委，这次也被安排参加华北会议，决心立功。12月22日华北会议在京正式开幕，李德生、纪登奎以及陈永贵等一干人向郑维山、李雪峰发起猛烈攻击，江青出面声讨，宣布李雪峰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者。只有黄永胜、李作鹏在捂盖子，做王猛、刘海青工作，希望不要再揪下去。
毛泽东对华北会议深感满足，决定趁热打铁，召开军委座谈会，对军委办事组施加压力。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出席开幕式，要求办事组批陈做检查。黄、吴、李、邱重权在握，办事组的手下成员几乎清一色林彪系统，不把李德生、谢富治、刘贤全放在眼里。黄永胜得到林彪授意继续抗拒，有意把座谈会开成评功比好会。出席座谈会143名军官，绝大多数发言都肯定办事组的工作成绩，只有李德生、谢富治、刘贤全少数几人发难，都被驳回。
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政治局四常委，对北京军区作出人事决定，林彪孤掌难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请求到南方休息。毛泽东趁势让林彪离开北京，并宣布林彪不在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由总理负责，并决定对华北军区进行组织处理。1月24日，中央机关、华北地区和军委座谈会全体与会者出席华北会议闭幕式，周恩来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谢富治、纪登奎为政委，谢富治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纪登奎为第二、三书记。撤去李雪峰、郑维山职务。
林彪在苏州期间毛泽东继续向军委办事组施压。2月22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敦促军委办事组深刻检查在批陈问题上总是被动的原因。接着又派纪登奎、张才千进入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3月19日毛泽东对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的检查予以批示，矛头直指军委办事组。然而办事组的批陈就是深入不下去，无人揭发叶群林彪，不肯涉及实质性问题。
3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拟定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记录一些发动政变的初始想法，发泄对毛泽东的怨恨情绪，其所计划的行动都是些空话，近乎儿戏。
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4月初召开军委办事组批陈整风汇报会，让江青康生张春桥王洪文等全部上阵，对黄吴叶李邱点名批评加压，对庐山会议上他们的串联活动进行面对面的揭发和追问。与会者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声浪空前高涨。黄、吴向远在苏州的林彪求助。林彪在毛泽东一波又一波攻势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一再忍让、后退，眼看己方力量遭受一次又一次打击，到此关头，决心出面一搏。林彪调军机返回飞回北京，要求参加批陈汇报会，以图给手下大将打气，压住阵脚。
毛泽东未曾料到黄永胜等人是如此难啃的硬骨头，办事组简直就是铁板一块，刚掺进去的沙子张才千、纪登奎毫无影响力，越发感到林彪的可怕。然而，在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情况下，此时就与党章宪法中刚刚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公开决裂，不但军委办事组抵制，恐怕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的林彪势力也不服，而且也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鉴于决战时机尚未成熟，毛泽东进退有据，决定暂且收兵。
在与林彪集团斗争过程中，在毛泽东眼里江青是最可信的人。江青的犀利见解与胆识越来越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不善长驾驭权术，容易犯急性病的毛病在毛泽东多次批评和调教下，有了明显的改进，对林黄吴叶的手腕日臻成熟。就在林彪抵京的第二天，毛泽东派江青登门看望示好，软中有硬地建议林彪先不要接触军委办事组，不要参加汇报会，离开北京到北戴河暂住。林彪请江青向主席转告自己希望尽早结束批陈整风的意见后，无奈去了北戴河。4月29日，开了将近半个月的批陈汇报会草草收兵，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结论：黄吴叶李邱在庐山会议期间犯了错误，中央等待和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未给予任何组织处理。会后毛泽东单独接见黄永胜，为拉黄永胜又一次作出努力，黄永胜仍然不肯揭发林彪，只是承认自己有些宗派主义。毛泽东失望之余只得好言相劝：不要再搞小山头，要搞大山头。黄永胜当夜就把毛泽东与他谈话的内容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
5月1日国际劳动节，林彪出席天安门焰火晚会。毛泽东和林彪表面谈笑风生，被蒙在鼓里的亿万人民以及外宾的眼里，林彪还是伟大领袖的亲密助手，然而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却充满火药味。毛泽东问林彪从苏州回来为什么不来看我，是不是以为自己有什么把握了？林彪回答主要是怕干扰主席，再说我已经让江青转达了我的意见，批陈整风我看差不多了，再整下去，会伤害一些同志的积极性。毛泽东果断回答：批陈整风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陈伯达的影响对很多人还有市场，包括你。我劝你要读马列的书，你那百分之九十九要读我的书提法不正确，要改正。林彪冷笑说：凡是能引起主席讨嫌的话我一概不说了，如果主席早几年就提出，我早就会改正的，看来我是改正的晚了。两人唇枪舌剑，却面带微笑。
五一前后毛、林双方表面平和，暗地斗争走向白热化。林立果以“教导队”、“战备适应小组”名义训练一支自己直接掌握的编制外特种兵。据周恩来的线人密报，5月24日，吴法宪在空军提出誓死保卫党的接班人口号，必要时准备用枪杆保卫。宣传空军里林立果是领袖，是党的第三代接班人。周宇驰到坦克部队学习驾驶坦克和水陆两用车，学习驾驶直升飞机。林立果号召军队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章和宪法规定的林副主席接班人地位。林立果在广州民航干部会上扬言，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气势汹汹，后来林副主席从苏州赶回北京，发了火，他们就老实了。林立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对方的秘密监视之中，浑然不知身边有对方线人。
林彪自从五一以后没有去北戴河，住在北京毛家湾。毛泽东通过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一系列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林彪集团的势力，但在其权力核心军委办事组受阻，未能拿到林彪把柄。双方转入暗中较劲，尚未撕破面皮。6月齐奥塞斯库访华，林彪推脱不见，毛泽东执意坚持，林彪勉强答应，宾客寒暄后林彪立即退席。7月15日，毛泽东接受林彪的求见，二人在中南海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就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办事组抵制批陈和林立果在空军的地位问题向林彪试探，点到为止。林彪一一否认与自己有关系，表示办事组他们来找，自己一概不见。毛泽东就势要求林彪离开北京，再到北戴河去住，等开完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回来。林彪强忍愤怒，作出表白：作为你的亲密助手和接班人，深知自己不够格，随时准备交班，只求主席认为我不行的时候，提前打个招呼，我愿自动下台，不愿搞得太灰溜溜的。毛泽东要求林彪就山头主义和骄傲自满问题做自我批评，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带个头，而林彪对毛泽东的权术伎俩十分熟悉，对彭德怀、刘少奇的前车之鉴记忆犹新两大巨头面对面的交流一个半小时。
林彪前脚刚走，由中央特定机构和人员搜集整理，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精选和摘要，专门报送毛泽东阅读的《内部动态》资料就送交到毛泽东之手，报告了林立果小舰队一系列的反常活动：6月中旬，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多次进行“路线交底”，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组织力量进行请愿，让毛主席在重大问题上明确表态。7月9日，林立果到空四军、空五军直属的九个军事院校搞活动，提出“一切听从林立果同志的指挥和调动，以林立果的立场为标准，绝不能让黑秀才篡权”。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民航局讲话，提出保卫林副主席的号召，晚上，黄永胜、吴法宪对总参核心组部分成员讲：”政治局正在酝酿九届三中全会，如果有人要火烧林副主席，那我们也就再不能容忍、沉默了，一切界线都以此作为最后的极点，谁想突破这个极点，我们也就决不能再客气。
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在北京秘密会谈，16日发表中美双方会谈公告，周恩来邀请尼克松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尼克松愉快地接受邀请。国内许多部门的负责人，尤其是军界不赞成毛、周对美国的新政策，黄永胜找乔冠华表示不理解。
7月17日林彪叶群一行开到北戴河。毛泽东为筹划召开九届三大会议和四届人大，有意安排林彪远离政治斗争中心去做检查，叶群在北戴河仍保持与各方的密切联系。林彪不在北京期间，周恩来张春桥对李作鹏、邱会作分别施压，要他们揭发林彪。江青强拉吴法宪陪同去青岛，软硬兼施对吴施加压力，要吴揭发。8月5日叶群单独回到北京，给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打气。8月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三中全会议题和方针：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总结批陈整风运动，审议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增补政治局委员。黄吴叶李邱意识到正在对他们“慢性谋杀”，叶群极力稳定队伍，扬言不惜以武力对抗。
第三阶段 1971年8月中至1971年9月中
毛泽东南巡对林彪釜底抽薪，林彪集团属下军区得知高层内幕，纷纷倒戈。丁盛全盘托出林彪活动情况，程世清揭发林立果和陈励耘。顾同舟、刘丰向林彪透露南巡讲话，林立果携手令策划谋害毛泽东。“杨子荣“及时提供情报，毛泽东金蝉脱壳回京。叶群接周恩来电话惊慌失措，八三四一警卫队欲擒故纵。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登机，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军委办事组久攻不下，南方林彪势力范围的数省批陈运动更是走过场，无人揭发叶群林彪。毛泽东多次说过我就不相信解放军听你林彪的，不听我的，认为这些人和黄吴李邱不同，只要我毛泽东亲自出面，就不相信拉不过来。眼看就要召开三中全会，这些人的立场和态度对三中全会是否成功至关重要，而林立果在南方这些省非常活跃，毛泽东清楚，只有自己亲自出马做他们的工作了。周恩来主张把这些人都召集到北京，向华北会议那样做工作。毛泽东深思熟虑：把他们集中到北京，要是和办事组搞到一起，麻烦更大。遂决心不辞辛苦，乘专列南巡，通过与这些人单独交谈，恩威并施，给林彪来一个真正的釜底抽薪。周恩来支持主席南巡，强调保密和做好安保工作。与此同时，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要黄永胜一起到北戴河去见林彪，转告主席的话：林彪在三中全会上就批陈整风和反骄破满问题要作自我批评。
南巡首站是武汉，毛泽东专列停在离武昌站不远的一个小站，召唤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党政军一把手刘建勋等人到专列面谕。两省首脑完全不知批陈整风的内涵，自认为运动搞得不错。当毛泽东向他们讲明林彪是陈伯达后台、黄吴李邱阳奉阴违的真相时，刘丰异常紧张。毛泽东讲明庐山会议闹事，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特别申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没有同自己商量过，没有给自己看过，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要求他们在三中全会上放炮，揭发林彪。毛泽东以党内路线斗争教育他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不是权力决定一切，而是路线决定一切。言外之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跟着我就有一切，跟着林彪就会丧失一切。最后，毛泽东再三强调这次谈话对北京要保密，决不允许向林彪透露半点消息。
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了武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戴河林彪那里，然而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却秘不透风，李作鹏向曾思玉、刘贤全打探无果，尽管林彪十分迫切地想要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但始终无法打探得到。
8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前，再次拉住刘丰的手，叮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现在动不动就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彪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直接指挥呀？人民解放军我就要亲自指挥，你们听不听呀？”
毛泽东第二站到长沙，先召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政委刘兴元面谕。丁盛是继黄永胜之后接替广州军区司令职务的，是黄永胜最信赖的一员大将。毛泽东同样讲清原委，并强调“黄永胜不老实，吟反诗要造反”，“你们与黄永胜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丁盛迅速作出抉择，单独找毛泽东告密，揭发庐山会议上叶群对他的布置，林彪黄永胜对广州军区频繁来电来人的异常活动，以及在走投无路时到广州另立山头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予谋。还揭发林立果在广州空军里组织教导队进行紧张训练等行动。毛泽东没有料到丁盛会如此顺利倒戈，当即决定，按照丁盛提出的方案对广州军区部队进行调动换防，以防不测。
随后，广西党政军一把手韦国清前来谒见。韦国清不属林彪系统，毛泽东与韦国清等人谈话同样取得圆满效果。
毛泽东向中央警卫团周密布置：紧要关头只有周恩来可以调动军队、警卫部队，发现任何可疑情况直接向周恩来联系请示。
吴法宪报告林彪：8月31日晚毛泽东到南昌，汪东兴命令军用飞机把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接到南昌谈话。谈话内容依然打听不出来。在南昌，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单独找毛泽东揭发庐山会议上吴法宪要他放炮，叶群对他说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之事，毛泽东鼓励程世清在三中全会上揭发林彪。程世清索性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全部讲出，包括林立果和周宇驰到南昌，要求仿制水陆两用车，以及林立果小舰队内部仇视、图谋加害毛泽东的情况，并告发陈励耘也是林立果小舰队的骨干成员，要毛泽东警惕陈励耘。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从毛主席这里得知中央上层内幕，立即表示一切行动听毛主席的指挥，绝不含糊。
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栽了跟头后情绪一落千丈，称病住院。9月3日深夜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立即赶到杭州火车站，上了专列，和浙江省头脑人物南萍、熊应堂、白崇善一起见到毛泽东。在毛泽东威严面前，陈励耘检讨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保证忠实于毛主席，绝不会跟着黄永胜造反，却隐瞒了庐山会议之后与林立果黄永胜吴法宪的私下活动。随后把毛泽东专列一行人接到毛泽东在杭州的汪庄行宫，并分管警卫工作。
毛泽东南巡的一系列讲话专对林彪保密，在所经军区的军以上干部范围内却进行了秘密传达。 9月5日上午，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进行了一整天的传达。军区空军司令王喽、参谋长顾同舟参加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传达。顾同舟、王喽不顾严令，给于新野拨了电话，详细告知传达内容。于新野立即找到周宇驰，立即向林立果、叶群、林彪报告。几个人都意识到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恩断义绝，要下毒手了。9月5日李作鹏陪同外宾到武汉，见到刘丰，刘丰向李作鹏泄露了主席南巡讲话。6日上午李作鹏回到北京，立即报告了黄永胜。黄永胜和李作鹏邱会作紧急商议对策，并打电话报告叶群。叶群已经得到于新野的报告，在电话中和黄永胜商议向广州军区调兵问题以及作南逃广州的准备。6日下午3点，周宇驰乘直升飞机将顾同舟连夜整理出的五十多页南巡讲话材料送到北戴河。林立果、叶群、林彪和周宇驰通宵达旦商议，决心来个鱼死网破，对毛泽东实施暗杀计划，越快越好。决定兵分两路，于新野赴上海、杭州向王维国、陈励耘布置任务，林立果周宇驰在北京布置任务。
于新野乘飞机从北戴河到上海，向王维国告知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要王维国在上海对毛泽东下手。王维国难以推脱，表示要豁出去干。
周宇驰携带南巡讲话材料到江腾蛟家中，向江腾蛟讲明形势，并告之林彪任命江腾蛟为实施一号计划的总指挥。江腾蛟提出要有林彪手令。林立果携带林彪手令“盼照立国、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9月8日”，乘直升飞机于当晚10点到西郊机场，见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和周宇驰，命令胡萍准备一架和一家伊尔18飞机，停到北戴河待命。接着和周宇驰到空军学院，找到空司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给王飞看过林彪手令，向王飞下达任务：攻击钓鱼台。王飞掩饰内心惊恐，做表面应对。
于新野从上海赶到杭州，与陈励耘秘密商谈，从9月8日晚9点谈到次日凌晨。陈励耘向于新野介绍了毛泽东在杭州的居住和活动情况，估计毛泽东会再住十多天，于新野匆匆回上海再找王维国。就在于新野离开杭州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收到一个“杨子荣”的重要情报：“毛主席：报告您一个重要消息：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昨晚来到杭州，当夜和陈励耘密谈数小时后匆匆离去，据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于新野已经获悉了主席此次南巡的重要指示。陈励耘不顾主席多次告诫，也向于新野汇报了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详细内容。种种迹象表明，空军方面正在策划新的重大阴谋”。
9日凌晨零点，林立果和周宇驰到西郊机场工字房与江腾蛟开紧急碰头会，林立果拿出林彪手令给江腾蛟看过，向江腾蛟下达任务：等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攻击专列，与王飞攻击钓鱼台行动一北一南同时动手。江腾蛟口头表示同意，但提出具体困难。周宇驰提出引爆车站附近的油库，以救火名义攻击专列的方案被认为可行。
9日上午王飞奉命赶到空军学院小楼，向林立果报告说：攻打钓鱼台无法说服部队去干。三人又赶到西郊机场见江腾蛟，商量半天也商量不出好办法，王、江均无信心。叶群与黄永胜频繁通话，做好南逃广州的准备。叶群要林立果向王飞、江腾蛟布置完任务后尽快回到北戴河。
10日上午十一点半，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工字楼召集心腹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再次展示林彪手令，宣布起义计划，等“发生重大事件”后立即配合行动。与此同时，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要求王维国在上海对专列发动攻击后乘飞机回北京。
10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下令加强保卫工作，同时命令专列退回到绍兴。毛与钓鱼台江青通话，要江青注意警卫安全。中午突然提出要离开杭州，下令专列开入杭州站，两点五十专列进站。陈励耘被紧急召唤来，乘坐引导车在前，后面紧跟汪东兴和张耀伺的车，然后是警卫车。陈励耘在月台下了车，布置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毛泽东的座车一直引导到专列车厢门口。毛泽东在警卫人员环围下出防弹轿车，与陈励耘打照面，握手，再与其他人一一握手，专列徐徐驶离车站。
10日下午3点45分王维国得知毛主席专列将于六点半抵达上海，亲自到专列即将要停放的专运线进行一番侦查，被王洪文的线人悄悄盯梢报告。毛泽东专列到上海不在老地方停，改停在吴家花园，周边戒备森严，任何人都难以接近。
叶群敦促林立果、周宇驰尽快采取行动。林立果周宇驰再电话敦促王飞。叶群直接给王飞打电话，软硬兼施，要王飞尽快采取行动。
毛泽东召王洪文、许世友到专列，讲明有人利用空军一些年轻人要害我，命令许世友派所部军队到空军，选拔可靠的人接管空军要害部门。毛泽东要王洪文向许世友拜师，要许世友支持和培养王洪文掌管军队，同时又要王洪文代表他宴请许世友、王维国，自己金蝉脱壳，9月11日中午2点，专列在上海停留不到8小时就离开上海，以最快速度直达北京丰台车站。王维国直到很晚才得知专列早已离开上海了。
林立果周宇驰与王飞江腾蛟于新野关光烈等还在马拉松式讨论攻击专列的方案。9月11日又找来鲁珉商议在苏州和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埋炸药计划，夜间王维国突然从上海来电话，说毛泽东专列已经回北京去了。消息犹如晴空霹雳，林立果的大本营混乱不堪，多数人打起小主意。与此同时叶群和林彪在北戴河也得到王维国的报告，商议南逃广州事。联合舰队骨干分子按照林立果命令，执行第二套方案：王飞负责具体安排南撤广州行动，林立果回北戴河，和首长一起撤，约定第二天在广州汇合。12日中午，叶群电话告知黄永胜，第一套方案执行不成了，立即实施第二套方案，可与王飞联系。然而，这些人撤离活动都受到“杨子荣”们的秘密监视，及时向毛泽东报告。
早在9月7日林彪、叶群就把女儿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召唤到北戴河，叶群告诉林立衡逃跑计划，不料林立衡坚决不肯。叶群见状急忙改口，要他们准备举行婚礼。9月12日上午差10分9点，林立果回到北戴河，晚上与林彪叶群商议出逃事，被林立衡偷听发觉，到旁边一栋楼八三四一驻北戴河警卫队部报告情况。汪东兴在第一时间得到林立衡揭发林立果叶群要挟持林彪外逃的报告，立即报告毛泽东。晚十点，周恩来接到电话记录报告：“据林立衡同志报告并要求立即向毛主席、周总理转达：今天下午林立果乘一架三叉戟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可能要胁迫林副主席出逃，请追查。”周恩来过问飞机事，与叶群、林立衡通话，为搞清楚林彪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还安排了飞机打算去北戴河见林彪。周恩来要去见林彪，当然要先请示毛泽东。不知毛泽东对周恩来给什么指示，周恩来不但没有去北戴河，反而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叶群接了这个电话后，神色大变，慌忙和林立果一起，唤醒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了的林彪，驾驶轿车向山海关机场逃跑。令人奇怪的是，八三四一警卫队不管林立衡再三要求，就是不肯对轿车进行拦截，有意与林彪的轿车保持一定距离。期间轿车一度停车，警卫员李文普跳下车，中弹受轻伤而逃，对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守口如瓶。周恩来未对山海关机场下达过任何阻止三叉戟飞机起飞的命令，机场人员眼看林彪一行人上了飞机。飞机并没有按预定计划飞往广州，而是飞往中蒙边界，可以推断是从周恩来的电话中得知丁盛已经倒戈。周恩来下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飞机去向，吴法宪电话请示周恩来是否要发射导弹将其击落。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回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眼看飞机过了边界。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特急电报，证实三叉戟飞机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现在看来是被苏联军队的导弹击中，空中起火后坠毁可能性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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